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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上)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5:43   

 题记:与发展经济相比,制度变革和文化重建同样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除了少数与公众利益对立的人,除了反人性的邪教一类的意识形态,所有人,不论出于什么阶层、什么理念,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和呼唤,呼唤具有现代合理性的健全社会。健全社会离不开健全的机制,健全的社会机制离不开健康积极的文化精神和健全的公民。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在不侵害别人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按自己的意愿和条件自由选择生活、选择事业;同时,尽到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公共责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才有资格谈兼顾效率与公平,才有可能平衡自由与秩序(和谐、稳定),才有可能期望文明与富裕,才有可能找回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为了实现这一民族宏愿;需要国人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文化思想与启蒙教育层面、政府改造与政治提升层面,同时并进,各自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改革的根由、目标、障碍、途径和可能
    明 远

    目 录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问题和根由: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
    改革的目标:健全社会的基本机制
    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选择机制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公平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
    理论上的操作途径
    现实障碍:利益结构、观念滞后和搭便车心态
    突破的必然和可能—一地方制度创新和中央开明派在综合压力下的反应
    结语:中国亟需健康力量的极积努力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新世纪的中国人,在都市歌舞升平的表象下,仍然掩不住许多沉重与无奈。
    沉重是事实。虽然国人一向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在分析和揭示着中国社会各个基本面面临的重重矛盾和困境:
    一、 自然基础层面己经极其脆弱:人口还在膨胀,资源日益贫乏,生态则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二、 令人悲观的社会乱象:低素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社会保障体制无从建立,两极分化和仇富心理,黑势力的兴起和蔓延,犯罪狂潮,农村的破败景象,社会沟通机制的不畅等等。
    三、 无法乐观的经济发展:混乱难治的市场秩序,信用与法治的双重缺失,低效而功能矛盾的国有企业,落后的企业管理,国际打工者的经济地位,大规模的挥霍浪费,令人怀疑的增长,民间投资不畅,无从防范的资金外逃,不知凭何消解的金融隐患等等。
    四、 软弱无力且自相矛盾的政府:看不到根治希望的腐败,缺乏清晰目标和支撑力量的改革,各级财政债务的巨大隐患,信息失灵和僵化的决策体系,官员利益集团化,公众参与的不畅和封闭的政治运作,滞后的区划改革等等,总而言之,政府现状令人无法满意。
    五、 深层次的文化危机:文化根基的荒漠化,极度功利化、物质化的价值取向,前现代的文化习俗,被扭曲的文化教育体系等等,决定了必需重建文化世界。
    六、 再加上不利的国际竞争及安全格局。
    莘莘我辈,还能被歌舞升平的表象所迷住?
    实际上,只要略为清醒和认真一点的人,不能不对复杂的现实及重重矛盾感到困感,不能不对中华民族在国际格局中边缘化、底层化的地位(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感到忧心,从而为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感到紧张。
    但是,屈守于无奈却是可悲的。
    屈守无奈多少有些回避、推委的味道。容易站在一旁责备别人,却无视自己的责任和勇气;容易看到环境的恶劣,容易向恶势力屈服,甚至加入恶势力,却不肯做灵活而实在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习性。环球对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会发现中国确实是独特的,复杂的。这些因素往往成为害怕变革、拒绝变革的人的托辞,但对于真心实意希望社会进步的人,这只不过是说需要中华儿女更多的智慧和勇气罢了。我们要正视沉重的现实,不能只是无奈地叹息、观望。只有在困境中不懈地进行超越性的努力,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走出危机四伏的陷井,才有可能改变没落沉船的命运。一些先天性、自然性的问题,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但如果在人力能为的层面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我们搞不好,那就无论对己、对人,对祖先对后代,都无法交待了。而且我们只能依由人力能为的层面,以尽量化解先天层面的不利影响。在国际一化体的强势竞争和国家自然基础已脆弱到极点的今天,对我们在人为层面上应有的努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今天每一位还有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每一位不愿意权益受到损害的人、每一位希望自己的未来会更好的人所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问题。
    但是,怎样才能认真对待呢?
    认真对待,就是认真做好自己的知和行。能知行合一,最好不过。知而不行,存有观望等待之心,己趋消极,说得严重点,那就是纵容举目皆是的罪恶,浪费并不多余的民族元气。不知不行,己无足道;非但不行,反而趋恶,则已属于需要矫正的一类了。当然,知,应是尽量正确的知;行,更应是合适有效的行。故而,我们不能不先就一些基本问题达致基本的认识,不能不对我们自己当如何行有大致的底定。
    问题和根由: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
    如果对各类专家分析、揭示的问题和得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归总不难得出一个共通的结论:一切人为性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它的主因——即公共权力由于不规范、不合理运行而造成越位和服务不到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瓶颈和关键——这在学界大概已成为共识。举凡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财税问题、分配问题、治安问题、人权问题、市民社会的发展问题等等,一句话,无论内政外交,只要是公共性的问题,几乎找不到公共权力不拖后腿的。中国一直有泛政治化的传统,公域私域不分,什么问题事物,一概带上政治的眼镜才去看。这个传统必须终止。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对每一类公共问题进行技术性分析,只能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离开了公共权力的合理化和规范化,每类问题皆不可能孤立解决好,充其量不过治标不治本而已——这和意识形态无关。这也难怪,公共权力的运行一日不上轨道,一切和众人有关的问题就不能摆脱公共权力的制约,每一具体问题就不可能具有在合理体制下独立解决的条件。甚至每个人的私域生活和民间创造,无不受公共权力不合理的干扰和抑制。在此情状下,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不完全只是弱势群 体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民族的命脉、社会的根基,就要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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