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这个名称在我国始见于1871年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1903年，我国的基础教育建立了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开始设置语文科，从此，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在这以前，语文教材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蒙学读物，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如，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常用杂字》，识字兼讲故事的《兔园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识字兼进行文学启蒙教育的《神童诗》、《千家诗》，普及汉字知识的《文字蒙求》、《字体蒙求》，等等。二是儒家经典和古诗文选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如属于儒家经典的《诗经》《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篇），属于古诗文选本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文关键》《文章轨范》《东莱博议》等。本文所说的“语文教材”取其广义，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分科型语文教材，也包括古代的传统蒙学读物以及曾经被选作教材的儒家经典和古诗文选本。

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传统的语文教材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是一个蕴含丰富而有待发掘的宝藏。认真清理这份文化遗产，总结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编写面向21世纪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选文是语文教材编写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选文质量的高低决定着一套（本）教材的面貌和质量。文章能否选得好，关键取决于教材编选者“衡文”的眼力和水平。可以说，只要文章选得好，教材编写就成功了一大半。传统语文教材在选文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优良的传统。本文仅就自己感受最深的谈几点认识，不妥之处，恳望方家指正。

一、强调选文的思想教育意义

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历来强调语文的思想教育功能，所谓“文道统一”“文以载道”，就是把学语文与学做人统一起来。《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孔子是把教书和育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选进教材的文章，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应该是好的。就传统语文教材来看，不论是初级阶段识字用的语录体、家训体、格言诗等蒙学读物，还是经学、文学读本，编选者都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等方面的教育。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个优良传统。如，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急就篇》中，就有“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之类歌功颂德的话。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中，也有“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之类宣扬传统道德的内容，至于《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等，更是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

我国新学制建立后编写的语文教材，注重选文的思想教育意义，一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俞复、丁宝善编的《蒙学课本》第三册第二课：

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

今天读来，仍能感到编写者强烈得有些偏激的爱国情怀和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迫切愿望。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顾颉刚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1923）对选文的要求，是“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学生的领受为标准”。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23）的《编辑大意》说：“本书选材，注重下列二要点：（1）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的人生。（2）文章务求富有艺术的价值。”

建国以来历次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教材的选文，都十分强调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如1963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说：“课文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1978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的文章，必须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1996年供试验用的高中语文大纲指出：“选文是教学的范例，训练的凭借，也是学生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依据。选文要文质兼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统治者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教育学的原理来说，教育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教育理念，总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而不可能培养掘墓人。因此，教材编写，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而任由教材编者异想天开，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体现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既定的教育方针。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以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可以不顾思想内容，而完全以作品的艺术价值定取舍，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比如，周作人的作品，一般的青年读物完全可以也应该选，作为一本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不选周氏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个缺憾。但是，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就不宜选，因为就中小学生的阅历和认识水平，还理解不了周氏“失节”的问题。至于有人对语文教材选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有看法，认为“毫不利己”和“纯粹”“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东西”。对周定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选进课文也不以为然，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中的坟”，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选入教材，认为是在“宣扬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心理”，并进而断定建国以后的中小学语文教育，都是在“用流氓的语言”“培养奴隶和奴才”，①显然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选文的思想教育功能固然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个“度”的问题。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过分强调思想教育，不顾语文学习的基本规律和学生生理心理特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教学效果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如1958年“大跃进”时代编写的课本，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选了不少当时报刊上时事性很强而质量不高的文章甚至政论文，被认为是报章杂志的汇编，结果自然也是短命的。

当然，重视选文的思想教育意义，并不是要求所选的文章都要作到完美无缺，特别是对古代的作品，更不能求全责备。比如，1963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对于古人的作品，思想内容无害或者“稍有消极因素而艺术水平很高，足以作为学习借鉴的，也可以选一点”。尤其是高中语文教材，学生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就可以把作品的艺术性作为首选标准。如苏轼的《赤壁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虽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所以一直被选为课文。外国文学中，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卡夫卡的《变形记》，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等文学名篇，也都选入了新一轮的高中语文教材。

二、注重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

语文究竟学什么，是以语言文字为主，还是以文学鉴赏为主，近年来引起了一场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其实，就我国传统的语文教材来看，无论是古代的蒙学读物，还是新学制建立以后的语文教材，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都是贯穿始终的任务。

语文学习是从认识汉字开始的。王筠《教童子法》：“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说：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②

从“小学”二字涵义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语文课与语言文字的密切关系。“小学”最早与“大学”对举，指为贵族子弟而设的初级学校。所谓“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按年头推算，“小学”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始把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为“小学”，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五经注，标志着传统“小学”（即“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正式建立。从东汉到隋唐五代，“小学”又加进了训诂、声韵等内容。到宋代欧阳修，更明确以“小学”指语言文字学。他在《崇文总目叙释·小学类》中提出，“小学”应包括训诂之学、偏旁之学、音韵之学、字书之学。其中“偏旁之学”和“字书之学”，实际就是“文字学”。《四库全书·小学类》，都是语言文字类著作。直到清末章太炎，始把“小学”更名为语言文字学。这一改变，标志着传统“小学”的终结和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兴起。

建国后历次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都强调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也是学好其他各科的基础。如1956年的小学“大纲”规定：“小学语文科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儿童语言，提高儿童理解语言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1956年初中“汉语教学大纲”说：“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是初级中学汉语教学的重要任务。”1963年中学语文“大纲”：“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96年的高中“大纲”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文课是基础课、工具课。即使是文学欣赏，也要“披文以入情”，如果连“文”都读不懂，何谈“入情”呢？

有人认为，学生的语言文字基础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已经打好了，高中阶段应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即以“人文”教育为主了。这种估计恐怕有失偏颇，至少不符合广大农村学校的实际。事实上，不少学生中学毕业后，听说读写的能力仍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在现阶段，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应该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贯穿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始终。

三、重视文学教育

在语文教育界有一种说法，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不重视文学教育。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大符合我国语文教育的实际，或者说是不全面的。如果说，在初级阶段，语文学习的主要任务是识字、听话与说话等基础训练，即使读一点浅显的诗词，也还算不上正规的文学教育。但进入中级以后，开始读儒家经典或诗文选本，就不能说不是文学教育了。我认为，文学教育至少在隋唐以前，是受到相当重视的。

当然，我国古代的文学教育与思想修身、道德礼仪教育常常是分不开的。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科，包括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如果说这里的“文学”还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的话，那么，孔子用《诗经》作教材，要求学生熟读背诵，并应用于日常生活，则是确定无疑的。《论语·季氏》中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儿子孔鲤的对话：“‘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阳货》记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曾长期被选作各类学堂的教材，东汉学者郑玄家的婢女都熟读《诗经》，日常生活中能以《诗》应对。③《牡丹亭》中陈最良教杜丽娘念《关雎》的情节，反映了传统语文教育中文学教学的情况。就多数情况而言，一般是认识一些字后，就开始读诗。清同治九年（1870）的《小学义塾规条》中说：

塾中功课，未识字者先识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学诗（新刻《续神童诗》），为人道理都说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续千家诗》及《孝经》《弟子职》《小儿语》各种，如有余力，皆可接读。④

少数具有文学天分的，不仅重视阅读，还能写诗作文。如，梁文帝“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昭明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据《南史》《北史》等书记载，庾肩吾、任、丘迟八岁，谢惠连、薛道衡十岁即“能属文”。唐代骆宾王七岁写《咏鹅》诗，《红楼梦》中的不少十五六岁的小姐丫环均能诗善文，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文学教育的重视程度。

唐宋以后以科举取士，写诗作文成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也是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一条重要出路。明清时衍为八股，语文教育几成文字游戏，才与文学教育相去甚远。但即使在这个时期，蒙学读物中也出现了若干有影响的诗文选本作教材。宋代谢枋得《千家诗》“率皆显明易解之作，以此启迪童蒙，甚便”（清黎恂语）。《神童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平仄准确，读起来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因而长期流传不衰。清代余治又编了《续神童诗》。《唐诗三百首》则是清人孙洙（蘅塘退士）专为教学而编的唐诗选本。作者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百首亦莫能废。”

也有专为教学而写作的咏史诗。明代程敏政《咏史绝句序》中说：“余家居，见塾师以小诗训童子，乃首以市本无稽韵语，意甚不乐。因以所记古七言绝句咏及史者，手书授之。上之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余年，以时比次，得数百篇。又以其猥杂而不便于一览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间世之治乱、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贤否，大抵略备。”唐末胡曾的《咏史诗》、宋代杨简《历代诗》等，由于语言浅显，通俗易懂，也曾被选作教材。

但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必须考虑到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年龄特点。即使同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与中学也不一样，更不用说大学的文学教育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文学教育具有不同的目的任务，要求当然也不一样。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认为中小学语文课中的文学教育，应该向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学看齐，着重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着眼于“人格的塑造”等等，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摆脱语言学家的影响，向文学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有的主张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应占课文总数的30%40%，否则就是汉族中心主义，就是“天朝王国”的心态在作怪。显然是把中学的文学教育与大学的文学教育混为一谈了。这是不了解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造成的，当然也是行不通的。

四、注意教材的可接受性

语文教材以选文为主，即选现成的文章，按照一定的训练目标和线索编排在一起。但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创作时，大多是以成人读者为阅读对象的，很少考虑不同年龄、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因此，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注意选文的可接受性，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选课文，更不能以成人的眼光分析课文。教科书的“可接受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材要考虑特定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深浅适度；二是选材要适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在这方面，我国的语文教科书也具有优良的传统。

1．难易适度。

《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说，对中等水平以上的学生，可以给他讲高深的知识或道理；对中等水平以下的学生，就不能给他讲高深的知识或道理。这就体现了选文要考虑读者接受能力的精神。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编辑大意》（1901）说：“陵节躐等，古有明戒。瓶瓮之不知而语以钟鼎，犬马之不识而语以麟凤，非法也。是编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达于未知而已。”其中，“非法”的“法”当指学习语文的规律、程序。王筠《教童子法》谈到教儿童识字时说：“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叶圣陶《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序》中说：“我们编这部读本，第一，希望切合读者的生活与程度。就积极方面说，足以表现现代精神的，与现代青年生活有关涉的，为现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才入选。”

周兴嗣的《千字文》在识字教育中影响最大，后世各种续编本和改编本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一种能与周编本相抗衡。对此，张志公先生曾分析说：

今天看来，周编本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习惯力量不容易打破，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新编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内容艰深，文句古奥，不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也不符合初步识字的需要。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作我们编写教材的一个前车之鉴。⑤

小学生、中学生与大学生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不一样，教材内容当然也应有所区别。宋代大教育家朱熹深谙这一点，他说：“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学其理。”“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⑥这就启示我们，编教材要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不同的接受能力，内容既不能过于艰深，同时也不能过于浅显，要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才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富有趣味性。

我国的蒙学读物，据张志公先生估计，不下千百种。⑦但真正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流行久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百、千”。之所以如此，“三、百、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选材上的趣味性，又都是用韵语的形式编成的，学生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诵读，容易记住。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语文教材在选材上过去考虑思想教育的因素太多，而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不够。不仅用成人的眼光来选文，还用成人的知识水平来解说课文，这就大大脱离了少年儿童的特点和实际。有些课文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更不要说幽默感了。教材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在板着面孔进行说教，而很少考虑学生是不是喜欢读、喜欢背。有些课文，编者未必就真正喜欢，但因受多方面的影响，也只好选入。正如叶圣陶先生所批评的那样：“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乎？”⑧在编写新一轮语文教材时，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认真研究，加以改进。

我国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编写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选文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除本文谈到的几点以外，还有典范性、时代性、艺术性、实用性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挖掘整理，借鉴吸收。限于篇幅，只好俟诸他日，另文探讨了。

注释：

①见孔庆东等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

③《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④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第90页引

⑤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21页

⑥《朱子语类》卷第七《小学》，岳麓书社，1997

⑦见王本华编《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语文出版社，1998，第353页。

⑧《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第五卷，第719页

参考文献：

《叶圣陶教育文集》，刘国正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张志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顾黄初、顾振彪，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语文教育史纲》，张隆华，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张隆华、曾仲珊，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李杏保、顾黄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徐梓，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小学史》，胡奇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本文曾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上宣读，原载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教材教学》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