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② 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贝克说，“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
    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这未免浪漫和超前。但他同时又指出：“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别为前提条件的。”这或许才是明智的结论。
    前面说过，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但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却不可以奉行“无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主语，就是要问：“谁的全球化？”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回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从社会生活领域来分，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从全球化的执行或运行主体来看，民族国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无疑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全球化的执行者，则是主权国家。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动，形成高度整合和协调一致的全球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权”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全球化可能导致传统的主权界限边缘的模糊和被侵蚀），但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不会丧失，否则，全球化就成了无主体的幽灵游荡。主权国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最有能力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交往活动的中轴和基石。其他国际政治实体基本上都属于国家实体的派生体，都直接或间接与主权国家有关。国家集团、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权力和活动都以国家主权的让渡和授权为根据。至少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很难也不会 消亡的。“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都把维护国家主权置于政治行动的第一位，我们至今还很难设想在所有民族国家之外形成一个有权力对所有民族国家发号施令并使所有民族国家俯首称臣的政治共同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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