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国不同，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就一直规范在封建礼教的范囿之中。虽有佛教传入，异族侵略，但这股文化发展的主流如长江之水，不改其向“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许多传教士、布道徒曾试图在九洲方圆内推销他们的信仰，不是碰得头破血流，就是怏怏而返，中华民族强大的包容、化解能量使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望而生畏，甚至不敢问津。
　　
　　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陆也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虽最终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境遇，还是造成了一定影响的。这些影响从人名系统发生的变化上可以清晰地窥见脉胳，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把这一脉胳把得十分精确，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它字配合成名的，更是多如牛毛。《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如乌丸王氏有僧辩、僧智、僧修、僧惮，琅琊王氏更不避同名之讳，八世有僧朗，九世有僧达、僧谦、僧虔等。此外还有叫王昙首、姚悉达、周法僧、殷梵童、姚菩提、萧摩诃的，这些都是上了史书的达官贵人，至于平民百姓，其泛滥程度就更不待言了。
　　
　　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是全球闻名的，这得归功于他们的“择优录用”意识，自汉季佛教东渐，至天朝而盛，佛教中一些常用且通俗的语词常被善于挑肥拣瘦的时人剔别出来，取以为名，如阿弥陀佛、阿育王、阿罗汉等名称盛传后，以“阿”字作发语词，兼表亲昵的姓名破土而出，如阿螨、阿斗、阿奴、阿平、阿广等。单论阿奴，周漠、周仲智就皆用阿奴作小名。史书曾言，齐武帝临崩，执废帝手曰：“阿奴若忆翁，好做梓宫。”又刘尹抚王长史背道：“阿奴比丞相更好”，阿奴是王蒙的小名，可见阿奴之盛。
　　
　　唐宋之际，佛教为儒学所同化兼并，虽鲜有诗人王维、字摩诘之类的佛门残羹，但释宗的不出家修行，自性成佛的教义，因符合汉文化的传统，却为人所尚。人们不屑在名、字中取道佛释，转而效仿南斯拉夫旧习，在自号中洞明与祥宗的依依情丝，如“居士”为佛教“家主”的音译，代表不出家而受过“三规五戒”的佛教徒，唐宋文人慕其雅致，常托“居士”自号的咏志，如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司空图号耐厚居士等，连当初对佛教颇有微词的欧阳修亦号六一居士，“居士”何其多哉！
　　
　　唐宋以后，明清人纪承了在自号中“求神拜佛”的传统。如明陈洪绶号云门僧、林时雍号常真僧，李贞号大呆和尚、方以智号药地和尚；清金农号小出家庵粥饭僧、释道济号苦瓜和尚又号瞎尊者，许希冲号未了头陀等等，诸如此类，均是些身在“人间”心在“佛”者思想影点的曝光。
　　
　　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文化渊源参差不一，宗教的影响也强弱有别。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墀尊公主的影响下，信了佛教，自此，佛教迅速散遍世界屋顶这块神秘的土地，并发展演化成为特殊的西藏佛教即喇嘛教。西藏佛教与西藏封建奴隶主相结合，产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喘到本世纪50年代初和平解放时才寿终正寝。作为文化链条重要一环的人名，以其独特的记录方式，贮存了这段香火鼎盛的高原历史。
　　
　　解放前，藏胞几乎全民姓教，名字一般都要由活佛、喇嘛来取。佛教诸神、圣者、大师之名，赞颂弘扬佛法的语言等，大多镜像在人名中。如扎西（吉祥）、卓尔嘎（菩萨）、央金（天女）、取品（兴法兴教）等即是如此。
　　
　　对喇嘛、活佛等德高望重的人，不能直呼其名，须在本名或副名前冠以出生地、官街、学衔等尊称，我们熟悉的达赖、班禅就是尊号，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个尊号的来历和含义。
　　
　　1652年，五世达赖入京朝拜清皇。回藏途中，顺治皇帝专派特使，携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金册金印，封达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为汉语，表受封者佛学知识博大精深、无所不知；“瓦齐尔达喇”为梵语，原指金刚菩萨，表意坚强；“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喇嘛”则为藏语，意即“上人”，和尚之谓也。整个称号的大意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像大海一样伟大的和尚。“班禅额尔德尼”是1713年康熙帝赐封西藏黄教首领五世班禅的封号，大意为：学识高深的珍贵的大学者。
　　
　　同其它一些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藏胞的重名现象也极为普遍，往往一个村庄、一座寺庙就有十多个同名者。鉴此，藏胞中又出现了人名中的另一子系：浑号，藏语叫“仓芒”即在本名前冠以地名、职业、性别、生理特征等文字。如亚东旺堆、仁布旺堆，此为地域分名；兴索（木匠）强巴、安姆吉（医生）格桑，此为职业别名；巴桑（胖子）甲巴，此为特征异名。
　　
　　在诸多宗教流派中，中华民族只有道教敢于向佛教提出平分秋色的非分之想。受道教影响，神道之名也偶见书史，但基本上限于字或号中。如唐代李端字药王、名将李靖亦字药王；唐贾岛号浪仙、宋姜尧章号白石道人等，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本章主要谈了宗教对姓名的影响和重构，至于宗教中人的名号，如法号、道号等，则专有一套清规戒律，鉴于前文已有专述，在此也不犯重嫌了。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在西方，在印度，宗教成为文化的中心，尤其西方中世纪是这样，虽然中国有佛教、道教等宗教，但都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哲学思想。”这一观点，反映在人名中，即可用作国人姓名为何多带强烈的封建礼教色彩而稀少镜像佛道的诠释，我们把这句话为本文作结，正是要大家回味全文，增强印象。
　　
　　
　　

　　摘自TOM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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