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理由——高行健瑞典奖坛演讲全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
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
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
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
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
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
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
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
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
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
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
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
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
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
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
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
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
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
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
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
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
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
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
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
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
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
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
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
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
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
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
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
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
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
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
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
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
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
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
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
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
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
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
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
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
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
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
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
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
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
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
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
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
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
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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