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青看来，后现代主义除了采用复制拼贴以及多元混杂的特征外，一个重要特色是把庸俗的世俗文化与严肃的精英文化融合起来，但是二者杂糅又时时造成矛盾的反效果。因此，在文化艺术中使大众通俗与严肃高尚相结合并未能成为后现代主义驾轻就熟的转型方式，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罗青坚持，在当代社会巨变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维的转型：哲
学上张扬解构主义思想而将传统的思想重新阐释和厘定；文
学上关注后设语言而消解中心主义的价值模式；社会思潮方面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个人主义的特殊性的张扬；艺术方面则是创新的尺度成为整个领域的新规范，从而使任何僵化的体制和规范归于解体。后现代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突破了传统的篱藩，走出了一条在信息社会中的后现代的不归路。
罗青的功绩不在于他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从这本书的理论建树方面看，并不能称为是很厚重的。罗青的意义应该是：首先将西方的后现代文
学艺术和哲
学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翻译介绍到本土，使人能知微见著，从而使台湾地区的后现代研究走出了初期介绍的格局，将后现代的研究转入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推进了大陆和港台
学者进一步更深入地进行后现代文
学艺术和后现代哲
学思想研究。他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后现代观念的正确把握，使中国后现代艺术具有了一个试验空间。这种翻译引介和身体力行地后现代诗歌绘画创作结合起来，显示出罗青的基本特色，当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提升和系统化的
学术问题。
(二) 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问题。
如果说，罗青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研究从面上拓宽了后现代进入台湾话语场域的言路，那么，廖炳惠[4]则从理论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成为本土理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
在廖炳惠看来，后现代主义问题与现代主义有深刻内在的关联。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中认为：巴比伦塔在《圣经》中的地位有些诡异，它似乎在道出上帝的能力权威时又暗加毁损质疑，在表明人类的无能为力之时又暗示其逾越潜能。廖炳惠通过现象发现矛盾而使问题显豁出来：上帝使人的语言混淆是否为一种惩罚？对人而言这是损还是另一种得？或者是在得与失之间蕴涵着人与神、潜能与现实和辩证关系？廖炳惠从这里展开思想的论证，更深一层地触及到通天塔中人神身份问题和语言同一性问题，进而强调：“如果把追求统一、新生的现代主义整个夷平是后现代之举的话，那巴别塔可说是后现代的源头了。……巴别塔的失利则让人类了解到未来及新的领域危机，同时体会到断裂与不连续性，人类从此各自为政，企图从统一整体建筑的废墟中走出自己的路。”[5]这一段文本意义分析，敏锐地看到了在寻求同一性与寻求差异性、寻求整体性与寻求零散性的人与神的根本思维裂痕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差异问题，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价值观念的撕裂和内在转换。换言之，廖炳惠认为，“后现代从巴别塔那儿找到了源头，哈伯玛斯想以理性的? 骋蝗ブ亟ê笙执陌捅鹚钆匪⒌孪４锏热丝闯霭捅鹚蟮牡亩嘣芩恐髡糯又姓业饺擞肷系鄣男鹿叵怠！盵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以理性的同一获得语言的统一而重建人类理解的共识性的现代主义者，而利奥塔德和德里达则看到人类交流的差异性而张扬多元文化取向，这种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内在冲突的剖析，使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性和他者的权力性有了新的解构思维进路。从巴比伦塔这一角度切近差异性问题的实质，可以见到廖炳惠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着力点之所在。
在《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
论文集》中，廖炳惠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化话语曾在台湾风靡一时，如今则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但流行之后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依旧是不甚了了甚至误解。有些张扬后殖民的人反复申说这类时髦话语，而另一些人则望文生义地动辄排斥，这两种人都未必了解后殖民论述形成的过程及其洞见与盲视。“一般人对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不是太轻易接受，信手拿来便套到台湾或用在任何遭到压抑的肤色、性别、阶层上；要不就是以跨国联盟的左派思想去驳斥后殖民论述，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契入世界之间的不均发展及更加恶化的跨国剥削。不管是采完全接受或彻底排斥，这两种
学者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同时也没注意到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化理论的不适切性。”[7]廖炳惠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超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以回顾和反省的方式整理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的文化意涵，并在对西方
学者傅科、哈伯玛斯、泰勒等有关现代文化的话语分析中，引申出台湾社会面临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而对以下问题的实质做出审理。
其一，对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加以考察。后殖民批评家以“殖民主义”一词取代历史
学与社会
学中惯用的“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代替“文化帝国主义”，检视帝国与殖民在文化和
学术研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殖民的延伸意义。廖炳惠认为，“随着新殖民与后殖民的并行，殖民地的文化社群被迫要重新界定本身的传统，针对本土与环球文化生产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自我及他人再现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坚持文化差异。绝大部分的‘后殖民批评家’或‘后殖民知识分子’是在此种社会环境（越战及冷战结束）里受高等
教育，而且通常是到英、美上大
学、研究所，然后留在英、美或回到本国，形成其‘后殖民’观点，与欧美正崛起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彼此搭配，在推波助澜之下，俨然是文化批评及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8]廖炳惠注意到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构成的差异性，以及他们强调知识话语本土化和普遍性的双重性。这种殖民文化社群重新阐释自身的传统并确立自己的言述方式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模式，尤其是在亚洲，由于被殖民经验的错综复杂，使
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文章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