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廖炳惠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在台湾
学者中无疑是相当有理论体系性建树的，这种建树建立在他清明的理性价值分析和辩证的逻辑方法上。他一方面，注意跨国现象中的概念隐喻及其文化分析策略，透视后殖民社会中的各种具体话语权力冲突及欲望动力，另一方面，强调不能脱离当代中国自身的语境，应就亚太地区的多层殖民后殖民经验加以分析，建立相对应的新的区域研究模式。同时，还注意到后殖民研究中的种种误区，以及这些误区所表征出来的中国
学界的内部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这种全方位的后殖民理论审理，使廖炳惠的后殖民分析中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微观的方法分析获得了较好的统一。
二 后现代女性话语与殖民记忆
(一)，后现代性别与文化差异。
女性主义在港台特殊语境中出现的问题与大陆
学界的问题颇有差异，具体体现在观察问题的角度、理论出发点和文化话语角色的不同，以及站在世界文化角度看东方的层面不同，而且结论也大相径庭。张小虹[13]多年来致力于后现代与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代序”中说：“多年的深情投入孕育出了《后现代/女人》这本书，企图排列组合性别、权力与欲望的种种关系位置。后现代与女人间的斜杠，既是区隔也是流通转换的可能，标示着（后）启蒙模式与（后）性别研究中同时在于不在性别之中的吊诡。”[14]在我看来，张小虹这本文集比较广泛地讨论了当代社会一些颇为敏感的女性主义文化艺术问题，作者尤其注重电影和戏剧分析，使其理论没有成为一种枯燥的说
教，而是成为有品位的话语描述。
在《东方蝴蝶：后现代的性别与文化差异》中，张小虹通过对普契尼《蝴蝶夫人》的解构性阐释，力求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在叙述东方女性蝴蝶为自己的西方爱人无怨无悔的牺牲奉献之后，进一步追问道：“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西方特质/东方特质，《蝴蝶夫人》便建立在此互为映镜的二元对立结构上，而性别差异更平行于文化差异，父权统治对应于帝国霸权。此西强东弱、男尊女卑的权力阶层更进一步自然化、本质化弱势的一方：东方—女性天生温柔婉约、惟命是从。……于是我们可以问：蝴蝶这神秘东方的象征是否正反应着西方文化的权力投射与性欲幻想？这出东方女子对西方男子无怨无悔的爱情是否正影射着东方对西方统治的心悦诚服？”[15]张小虹接着分析华裔美籍剧作家黄哲伦将普契尼《蝴蝶夫人》这一西方话语模式加以改写的歌舞剧《蝴蝶君》，认为这出后现代蝴蝶传奇力图解构原剧中东西文化和男女关系的权力迷思，对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反讽。剧中法国外交官葛利马一厢情愿地将评剧演员宋莉玲想像为美丽娇弱的“蝴蝶夫人”，并表征出自己对东方夫人的深层误读和权力遮蔽。然而，这位夫人却深刻批评东方主义，抨击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性别与种族歧视。据此，张小虹发问道“这无能法国外交官的消极性误读不也出现在几位高明法国理论家含自我解构的积极性误读中吗？想想罗兰巴特笔下那象征‘无限阴性’、‘诠释尽头’的中国、傅柯文中那专擅性爱艺术的古老中国、德希达所言超越理体中心的中国文化与非语音文字、或是克利思蒂娃心中那‘伊底帕斯前期’的原始中国”。[16]剧作者善于突显东西方之“内”的差别，同时厘定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提出异同共存的文化模式，将性别差异和文化差异复数化和不定化，使得这出戏剧成为西方主义对东方主义的一次文化颠覆活动。
在《〈红高粱〉中的女人与性》中，张小虹的分析进入了一个“如何在男人的世界里铺陈一个女人的故事”的新的问题层面。《红高粱》用粗野丑陋凶蛮来突显原始生命的勃发躁动，裸露原始感性生命欲望，在原始与文明、真实与虚幻、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寻求特殊的诉诸感官刺激的美感，从而在历史时空的荒野角落——文化边缘地带设立了一个东方景观。“在中国，旧礼
教规范压抑着个体自由意志，窒息了民族的活力，张艺谋的一席话便是要创造一个能摆脱礼
教桎梏，还我原始活泼的民俗文化空间，是要以一群丑怪粗大的蛮荒化外之民，展现原始自然活力与性欲本能”。[17]在张小虹看来，张艺谋在运用电影语言符号诠释民俗文化性格上，融野与文、粗与精、丑与美、蛮与柔于一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美感与风格，但同时又认为，要在男人的世界里讲一个女人的故事并不容易，尽管《红高粱》展示了一个胆大坚毅的女性，但父权社会“性/性别”意识形态的阴影仍然遮盖了她的形象。
在“身体政治与文化抗争篇”中，张小虹的笔触进入日常生活层面，使得问题的揭示具有了多重视野。女性身体与被看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生存性和身体性关系的重要话语，这“身体话语”中从外控到内化种种权力网络的建立运作方式，对应了解福柯所谓“驯服身体”、“自我工程”的话语。而其从观念拟像到消费欲望诸多复杂的政治修辞，更可突显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身体政治观，以及社会控制和个体反抗文化批判的冲突焦点。在这个意义上，张小虹强调，一方面，必须给与后现代身体论述相当程度的肯定，不宜一味采用文化霸权或父权宰制的批判模式，另一方面，也必须对苗条话语中以女性身体作为主要监控对象、强化女性外貌为主要资本等现象做出严厉批判。因为女性身体话语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性别政治问题。[18]
也许，《审判“女性主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女性对话》，是张小虹写得最具理论色彩的一篇。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女权主义的困境不仅在于容易僵化的“主义”话语形式，而且当敞开其揭示现代生存普遍性的表面伪装后，女性主义往往又呈现出其中产阶级——异性恋取向——
学院派中心的原形。本文从多方面厘清性别与种族复杂问题，探讨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之异同，在跨文化跨国界的讨论框架中重审以下问题：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以白概全”的假设以及全球性策略的缺失，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纠葛，第一世界女性“姊妹盟”的诉求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冲突。张小虹清醒地看到“白种女性要打入白种男性权力中心的同时，常常疏忽了这些争取到的位子是建立在种族歧视或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于是在男女分享权力的口号下，她们成为新的压迫者。当她们一心一意要发展新女性文化、打破传统父权桎梏的同时，往往仍是在欧美原有的文化架构中打转，忘了反省这架构中内存的民族本位主义与优越感。这些缺失推到极端，将使国际女性主义变成另一种新帝国、新殖民主义。”[19]这一看法尤为重要，因为第三世界妇女不仅在本? 潦艿叫员鹌缡樱以诿娑晕鞣交坝镏行氖保乖馐艿轿鞣街行幕坝锏墓逝灾饕宓乃呋坝锏哪印Ｒ虼耍Ω们康鞯谝皇澜缬氲谌澜缗远曰爸薪ㄉ栊缘幕幻妫コ浠坝锍逋缓推缡拥囊幻妗５谝皇澜缗员氐弥匦路词∑淅砺劢ü褂胗旁叫奶谌澜缗砸残氩慰嘉鞣脚灾饕逯芯坑刖椋邮芩嵌孕员鹧蛊裙刈⒌奶嵝选＝胂质祷坝锊忝妫判『缰赋觯栽诘苯裆缁岬闹堆爸谐渎宋侍狻８軦drienne Rich（瑞琪）《朝向女性中心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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