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的藉口，相反的，上帝要在受难者身上形成一股反抗的力量，批判那些以人之言替代上帝之言的血腥暴力，以挽救他者于宰割的边缘。在奥斯维辛之后思考上帝，他不再是希腊哲学产物下的‘逻各斯’而是‘肉身’、不是‘中心’而是‘他者’、不是‘对话录’而是‘圣经本文’。”[32]在我看来，曾庆豹善于通过哲学阐释方法重新阐释宗教经典和当代现象，他的哲学素养保证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人文科学和宗教神学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比照研究，从而显示出人的有限性和主体性的问题所在。[33]当然，正因为他将信仰加以绝对中心化和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轻视，使其研究具有了更明显的宗教布道性质，而不太注重学术研究的客观精神之维，这自然是由其研究的对象和自我的信仰所决定的。

(二)，后现代思维与史学思想。

       自从解释学风靡一时，对历史的客观论阐释和相对论阐释间就形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后现代阐释学将意义相对论推向极致，而成为一种主观论历史意义观。对此，邓元忠[34]在《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认为，“后现代主义运载现代性所选定的批判目标，订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和稳定性两点上，因而他们促使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历史的分期和对个人知行的意义等产生疑难。从很多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讽刺的、甚至绝望的世界观，其极端形式不容许任何传统史学的存在。从另一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客观性和历史提出一些恼人的、但又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特别击中了19世纪形成的科学与史学的要害，故科学和史学皆需重新整理反省过。”[35]邓元忠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进步发展观念的攻击，对知识话语和事物意义的客观性的否定，看作是一种“绝望的世界观”，但又对其批判终极真理和科学历史中的绝对理性观，表示首肯，认为重写科学和史学在后现代已经成为可能。在邓元忠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的批判十分积极，特别有关叙述与现代对时间的观念两点上。此批判牵连到‘历史消失’的看法，这是后现代想要颠覆历史时间的附带发展。它又连带到人权的观念、各种行业的定义、在政治与艺术中表相的可能性等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攻击史学上对现代的推崇态度。他们批评‘现代’史上出现的毁灭种族行为、世界大战、经济萧条、环境污染和饥荒现象，使得史学上所赞扬的进步、启蒙、理性不为可信。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批判所选定的目标有历史真理的性质，客观性与历史的叙述形式，至于控制时间的观念只是西洋帝国主义的历史意识对其臣属人民的强加之物。它并未真正提供如何得到解释、知识或了解的途径。”[36]在后现代只关注“破”而无视“立”的状况下，这种消解性的历史观，很难为历史意义的解释和知识生成的语境提供可靠的有效的阐释。在邓元忠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出于对“边缘”历史的偏爱，提倡发掘“下阶层”（Subaltern）历史，例如劳工史、移民史、妇女史、奴隶史、同性恋者史。但这种小历史很难与国史（大历史）合并起来写，于是，文化史开始接替社会史其地位而成为流行的写史方式。

       邓元忠坚持：“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之后，最近十余年来现代化理论史学的立场已失掉广泛的支持，过去提倡理论的史学家如何接受文化史已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过去20  年代中，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人数很多，但该学说的影响力，透过文学理论，愈来愈在文化研究的各种形式中增强。”[37]在史学界，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传统史学派认为后现代理论知识域的谬误干扰了史学领域；社会史学家因其空洞概念过多离社会状况太远而拒绝接受；而后现代文化史学家则认为后现代激发了史学界有关方法、目标、甚至知识基础的探讨兴趣。各种态度的差异性，表明了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正负面效应的不同侧面的把握和评价。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对史学界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其阐释文本的“滑动能指”的相对意义方式和语言模式，打破了传统历史解释的严格体制，使历史意义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而成为一个开放系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但是，“后现代主义否认任何‘本文’与‘上下文’‘因’与‘果’的可能区别。这种立场其实伤害了所有的社会理论。”[38]

       这种所谓“后理论”，对史学知识论和批评论有着重新调整的功能：在史学知识性质的批评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并非实在——批评史学中的宏伟叙述和历史连续性话语，认定科学和史学所坚持的知识客观性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在史学方法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指向历史叙述不可能表达真实，因为任何叙述方法背后都有着一整套意识形态的控制；后现代史学的论证方式祛除了只着重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题材的偏颇，而强调“多元论”的多向度研究。可以说，邓元忠以敏锐的理论思维，注意到史学界后现代意义阐释新模式，尽管没有对这种模式的具体内容做更深的理论背景和基本形态的厘定，但是对台湾史学界的最新动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现代史学的正负面效应，以及运用这一理论的局限性，都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分析，使人能凭借这一“路标”，看到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向度。

       应该说，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同大陆和香港的后学研究相比较，无疑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正如李欧梵所说的那样：“中国（大陆——引者案，下同）学者对于后现代在理论上争得非常厉害,  但是并不‘玩理论’,  这一点与台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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