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政府出于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都能成为个别人捞取私利的凭借，成为特权泛滥的借口。对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个别企业，也许可由政府推荐经营者，但作为一种普遍方式必然行不通，因为推荐者本身也需要推荐。事实上推荐也是一种特权。

　　福利分配也好，转移支付也好，以及事业性工资等等，凡是割裂了资本收益权与使用权联系的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是无效率的。

　　中国目前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功，正是因为加强了企业使用权与收益权的联系。即企业的公有化正在减弱，而私有化正在加强。但这种转化仍是基于政府的主观努力，而非制度上的进步，因此难以持久。与其如此，不如进行真正的转化，比如以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那些优秀企业家以永久的控股权。而经济的公有化性质，则应体现为国家对资本租金的征税权。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决定什么样的人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任何领域的成功，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

　　那些凭借特权或垄断，能轻易地获取金钱利益的人，往往并不擅长——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愿意从事风险投资。尽管这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愿意从事社会财富的真实创造，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因为没有资本而无法付诸行动。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那些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即使能够有所作为，也必须付出许多不必要的代价。

　　艰苦的环境也许会造就一两个天才，但更多的天才则会因此而埋没终生。

　　为什么严重的衰退与萧条过后，总是迎来更加显著的繁荣。为什么战败后的德国与日本，却能迅速成为经济巨人。纵观人类历史，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也总能经历一段强劲的增长吗？官僚的特权，资本的垄断，以及各种社会恶势力等，历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清除它们的过程，历来都是艰巨而残酷的。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手中的金钱，往往左右着政治选择。所谓不破不立，正是这个道理。

　　私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这是资本的不等价交换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反过来，贫富两极分化却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东欧转型国家遭受的经济挫折，原因就在于其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实际上让那些邪恶的投机分子，轻易地得到一个快速获取金钱的契机。但他们获取的仅仅是金钱，并不代表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些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必然招致国家的衰落！

　　发展的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但成功的原则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仅能使个人快速致富，而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经营活动。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将精力放到专利技术开发等促进社会实质性发展的事业上。

　　商品能否被垄断，主要不在于行业的集中程度，也并不存在绝对的行业。如果供给商品的资本容易被模仿复制，那么即使只有一个供给商，也具有竞争性：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介入，他必须通过规模效益，取得成本与价格优势。其供给因而扩大，收益率因而下降。事实上集中行业的收益率仅略高于分散行业。反之，如果供给商品的资本无法被模仿复制，那么即使它被众多的供给商分割所有，其供给数量仍然是有限的，即具有垄断性。

　　自然垄断行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并非是因为存在所谓规模效应。包括农业在内，只要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就必然存在规模效应。正如其名称所指，垄断出于自然因素。表象上在于它们的资本：输变电网，通信线路等不允许被模仿复制。但这种不允许与特权不同，确切讲，是不允许在城市中极其有限的商用土地上模仿复制。因为模仿复制的社会收益，要小于被用于模仿复制的商用土地的机会成本。可见其垄断性源于商用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不应笼统地认为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因为土地与土地并不相同，就象人与人的能力不同一样。任何两项资本，只要有任何一点差别，严格讲就不是同一种资本。凡是一种持续性效用，若其数量不因需求的增加而能相应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固定供给要素，就具有垄断性。商用土地之所以能构成自然垄断，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只能使其增值，而无法使其贬值。

　　资本的垄断程度，是由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决定的。资本供给的垄断程度，不仅在于供给的数量能否变化，还在于此资本的效用，能否被其它资本替代。因为“替代”是一种变相的供给扩大。资本需求的垄断程度，不仅在于需求的数量能否变化，还在于此资本的构成，能否转换为其它应用，因为“转换”是一种变相的需求扩大。替代的可能性越小，或者转换的可能性越大，则垄断程度越高。

　　垄断的危害，在于垄断者能无偿地占有其租金收入。而绝非是垄断者减少了商品的供给数量，造成所谓社会福利净损失。所谓哈伯格三角，是资源的节约而非浪费——至少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在产权界限合理而明确的前提下，市场决定的数量应当是最佳的。任何人为的干预，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 

　　现实世界上，任何不可替代性要素都处于分权竞争状态，个人根本无法垄断。真正是生命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如阳光，空气和水，甚至是免费满足供应的。而且从发展的角度看，任何资源的稀缺性，都是可以被科学进步所解决的。即使象大城市的土地，其有限性也是人为的，人们需要这种有限性。而一般性土地，至少目前并不短缺——也许永远都不会短缺，因为我们可能找到新的可居住星球。

　　只有实行自由价格，人的意志才能得到合理体现。比如公用事业的价格自由，可以调节城市的人口密度，缓解诸如塞车，污染等问题。从而可以保护大城市的价值，并可以促进新兴城市的发展。当然其垄断资本租金必须归社会所有。

　　自由竞争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加以约束，这种竞争必然走到自由的反面——垄断与特权。

　　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并非要轻视政府的管理。个人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利益，当前利益未必符合长远利益。因此政治选择，产权界定，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应体现为一般性原则与普遍适用的法规，以力求市场自身的完善。即只能规范市场而不能代替市场。政府官员在执行这些原则与法规时，应主要起到监督与提示作用，尽量避免直接干预。否则必然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人们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使人类逐渐摆脱自然资源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旧的束缚尚未结束，新的束缚又已降临。资源的稀缺性是永远存在的，虽然它的内涵会不断更新。另外许多经过社会安排而形成的自然资源，如城市中的商用土地，其价值取决于经济景气而非技术水平。正因为如此，资源的租金收入，总能水涨船高地避免货币数量的扩张，在社会总收入中永远占据着稳定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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