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再生性资源还是耗竭性资源，都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们中的大部分，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上，都实行归国家所有，而由私人租赁使用的制度，但遗憾的是，这一伟大思想实施起来相当困难。就有限的使用价值而言，资源的定期租赁使用，与普通资本的转让，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资源的租赁价格，或租赁期间的交换价值，即使在竞价投标这种方式下进行确定，离资源的使用价值也相差甚远。

　　资源的租赁期限一般都在几十年以上，比如一处商厦用地，一处矿藏等。全社会资源这种长期使用价值总额，远远超过全社会能够实际参与竞标的资金总额。更何况资源开发的初期投入也很大。租赁的期限越长，需要的出资额越多，而能够参与竞标的人数却越少。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差因而越大。即国家得到的年平均租金越少，而租赁者得到的资源价值剩余却越多。如果人为地缩短租赁的期限，则会严重影响资源的生产效率，更是得不偿失。

　　相对资源的极端私有化，上述的租赁方式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相对那种将资源细分成许多微小的单位，而且租金的征收为每年甚至每时每刻，并随市场及时调整的租赁方式，它仍然是一种不等价交换。

　　有形的资源是这样，无形的专利技术也是这样。在专利使用期内，它们同样能无成本地，持续地满足实际应用需要。由它们形成的特质商品的供给数量，同样是可以控制的，即具有垄断性。从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来看，一项专利技术所产生的租金价值流量，往往并不比一项资源所产生的租金价值流量小。从而专利技术的购买者，能够得到更多的价值剩余。

　　历史已经证明，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发明，其发明者得到的补偿却常常微不足道——除非发明者能够亲自经营。应该得到补偿的，还有那些失败的发明者，要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创新之路历来都是尝试者众而成功者寡，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如果社会能将部分资本租金，用于发明的风险补偿与平衡，将能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

　　资本的不可分割性，是剩余价值产生的重要原因。有人会认为，股份制能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现实中没有那个国家的法律，允许其国民先通过公众募股设立公司，然后再开始创业。那势必要造成经济混乱。而当公司被允许公开上市交易时，公众就必须为那些创业者奉献一份创业利润——正是大众的高度竞争性购买行为，使他们的资本价值剩余，能以隐含的方式得到提前兑现。

　　资本的股份制，只能使资本的所有权体现得更加充分，而不可能因此改变所有制的性质。

　　一项资本的租金流量越大，使用年限越长，越难以模仿复制，则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越大，进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值也越大，即剩余价值率越高。因此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对于同等经营能力的人，谁拥有的货币数量越多，谁就能得到剩余价值率越高的资本。在竞争中就处于越有利的地位。所谓钱赚钱容易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为什么，象成套生产设备等大型资本，还会有人生产呢？原因在于这些大型资本，具有相对更低的制造成本。换言之，制造者在兑现廉价购买的自然资源与制造技术等的剩余使用价值。通过供求力量在市场中的对比抗衡，每个大资本所有者，都在无偿地分享资源与技术森林中的果实。所不同的，只是份额多少而已。

　　资金优势可以不断转化成资源与技术优势。当资本的不等价交换过程，以企业组织形式，长期地循环进行时，这几乎就是另一种再生性资源。大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可以不同程度地将企业出租，即聘用经理经营管理，自己则可以坐收资本租金。这种竞争条件的不平等，必然不断加大收入差别。于是越是富有的人就更加富有；相比之下越是贫困的人就更加贫困。社会因而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

　　虽然技术与生产在不断发展，大众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生活成本，特别是固定生活成本，如公用设施费用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相关资本的使用价值也在不断提高。所以竞争条件的不平等，不会因此而改变。当然住房等耐用消费品，也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因此也能产生一定的价值剩余。买房一般比租房合适，就是这个道理。但由于购买者较多，因而对收入的影响十分有限。

　　同投资品一样，消费品也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消费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提高自己的获利能力。主观感受仅仅是中间过程。消费可看成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其中一部分用以维持原有的工作能力，就如同弥补产业资本折旧的维护费用。另一部分则如同产业资本的净投资，用以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以及知识水平，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企业家经营着企业，职工则经营着自己。同投资一样，消费的边际收入率越高，证明消费的效率越高。

　　现实生活中，非经济行为的盲目消费，如同盲目投资一样普遍。这首先是源于人类的非理性，如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私有制经济结构中，竞争程度或垄断程度的不均衡。如果是在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即没有客观优势为盲目消费与投资的人提供无偿资助，那么这些人必然是入不敷出，将很快趋于消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在短期内的高效率，并不等于在长期内的高效率。

　　自从私有财产出现，人类社会的收入结构就一直强烈地起伏波动，即逐渐加速的贫富两极分化，然后又快速收缩趋同。在私有制社会里，贫富的两极分化过程，可以是财富的创造过程。而贫富的收缩趋同过程，却总是财富的破坏过程。当然，旧的两极分化格局不被打破，新一轮的两极分化过程就无法展开。

　　在民主政体建立以前，贫富的收缩趋同，通常是由暴力完成的。就像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改朝换代。它对社会人力物力的摧残无疑是巨大的。而在当今工业化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已经得到保障，贫富的收缩趋同，则是由商业周期中的衰退与萧条完成的——其破坏力同样不可小视。经济发展要求社会的收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常保持一致。因此当二者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后，衰退或萧条的发生是必然的。

　　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保持不变，甚至平均化。每个人的收入应该与其实际能力保持一致。由于人的能力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宏观上的收入结构就可以是相对稳定的。此时对于具体的人，即使在一夜间由富翁变为乞丐，或者由乞丐变为富翁，都是正常的，并不会造成社会财富的破坏。因为这不过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地位的互换，并不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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