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总以为，可以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探索经济均衡，殊不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要素及其组合的任何改变都是技术性的。

　　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要素的技术水平，与通过改进要素的组合水平，并无本质区别。凡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改变就是技术进步，否则就是技术倒退。而技术水平不变，必须是以往的经济过程完全按比例变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无论是投入的要素，还是产出的物品，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即使是石油，大米等原材料，虽然其本身的物理属性相对是稳定的，但它们的生产方法与实际用途也在不断变化。当然改变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私人资本的租金收益，还能造成价格体系的非确定性。资本的垄断性越强，对价格体系的破坏越大。从而破坏了经济均衡，使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无法实现。

　　资本的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是高度相关的。虽然它们的差额随其价值量的增加而增加。商品都是先定价而后成交。因此确切讲，资本的交换价值是与其预期的使用价值高度相关的。由于越是遥远的环境变化，以至资本收益，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资本的使用年限越长，其价格越具有不确定性。

　　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商业周期中，越是耐久的机器设备与消费品，其价格的波动幅度越大。房地产市场，货币市场等的起伏不定也基于同样原因。而企业的使用年限更是难以估量——它们往往同时垄断着自然资源与专利技术！因而其股票价格在买方资金允许的范围内几乎是任意的。

　　虽然专有技术与自身能力等，也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但由于无法转让，因而没有不确定问题。

　　资本价格的不确定性，与由于经营业务的不断更改，或外界条件的变化无常，从而造成的资本价格的不稳定性，以及由于采用某种竞争策略，使价格与产量暂时性地偏离收益最大化目标值，即人为扰动所造成的资本价格的不稳定性，均有本质区别。资本价格的不稳定性，源于使用价值变化的不稳定。这种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客观的或者是人为的。而资本价格的不确定性，源于其价值预期的不确定。

　　用某种市场利率，对资本的预期使用价值进行贴现，以计算其现值的思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预测的关键在于预测本身，而不在于如何将预测结果贴现。

　　任何理性的预测，都只能以现在事实为根据。如果现在预测的未来收益，已经考虑到货币的扩张，经过利率调整，那么再将其贴现，就是一种无为的重复。如果没有经过利率调整，那么这实际上隐含着资本的预期收益以此种利率的速度贬值。即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对投资进行比较也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如果投资者是同一人，那么直接比较即可，并不需要通过机会成本。

　　无论是经济周期的形成，还是股票市场等的暴涨暴跌，其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价格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人的主观想象对其投资行为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大家相互影响促进而形成风潮，投机者们因此得到一个广阔的博彩空间。但对社会经济而言，类似这种气泡吹得越大，则一旦破裂所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这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资本价格的变化，必然要引起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动，从而引起人们的消费结构，以至投资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资本价格的崩溃突然来临时，产业结构却无法及时恢复，因而造成普遍的供求失衡，导致社会经济的衰退。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模式。

　　在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生产更加复杂化、专业化的今天，新技术的实施需要更多资金，更多相关技术的支持。从而加深了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垄断程度——知识资本垄断。其租金收益更加遥远，而创业之路却更加艰难。资本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因此更加显著。企业购并浪潮此伏彼起，国际游资更是无孔不入。

　　随着资本更新速度的相对减缓，市场因而表现为经常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这就是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近年的繁荣表现，只是信息产业出现的重大技术突破造成的，而经济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因为这种繁荣不是社会性的，相反其贫富分化仍在加剧。

　　所谓知识经济时代，不过是资本的知识价值含量比以往显著提高了而已。但这也只是因为环境价值未能得到有效体现的缘故。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不等于真理。对社会起推动作用的主要是新知识——如果旧知识能够满足需要，也就不需要新知识了。虽然说旧知识是新知识产生的土壤。但经验告诉我们，新知识产生的困难，恰恰在于冲破旧知识的垄断，在于改变旧知识形成的思维定式。

　　如果资本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全部实行租赁使用，而不发生所有权转让，那么也就不存在对未来使用价值的预期。在此前提下，参与现在交易的，只有各种资本的现在使用价值。因而资本的交换价值必然与其使用价值相符，即没有剩余。价格体系因而是确定的，市场因而是均衡的。由于资本的创新速度不可能是匀速的，经济的外界条件也许会突然发生变化，价格必然要做相应调整。因此均衡只能是动态的。

　　除自身这种天赋资本外，一切资本必须归全社会所有，个人只能租赁使用。并且为了经营的连续性，只许转租而不许退租。即使是资本的创新部分，创新者也必须随时将其按市场价格转让给社会，同时再由包括其本人在内的个人租赁使用。资本经营是有风险的，承租者必须按资本的市场价格缴纳全额押金。从而创新者与承租者之间，实际上可以直接进行资本的出让与承租。资本的承租或转租价格就是由这种市场决定的。而社会对资本的所有权，只需体现为政府对资本租金的征税权。

　　显然当创新者与承租者是同一个人时，他只需对资本进行合理的标价，然后按此标价纳税即可。标价过高会加重其税收成本；标价过低会被他人廉价买走。

　　资本种数繁杂，剩余比例相差悬殊，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在不断变化。要想随时随地分别为每种资本确定准确的税额，难以想象。但是当许多资本——无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也无论是自然的或人文的，聚合成一个企业，却可以作为一项资本处理。在不含有未来收益的情况下，各企业的转让价格，即股价总值，与各自即期租金总值之间，必然存在某一相同比率。这一比率就是资本税率。

　　如果资本是纯资源性的，那么无论资本税率多少，通过调整资源的转让价格，总可以使纳税额等于租金总值而达到均衡。但在通常情况下，资本是企业的产品，其市场价格是由生产时的工资，利润，租金构成的，并且即期内三者间存在着确定的比率。而资本的生产与应用是连续进行的，因此在交易进行的那一瞬间，资本价格与其即期租金之间，必然存在确定的比率。即资本税率是确定的。当然它同时也在随工资、利润、租金的调整而渐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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