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博弈的结果是甲选择了“非持续”策略，乙选择了“可持续”策略，甲陷入“孤立悖论”处境，即如果其他人去做好事，他也愿意去做好事，但如果他害怕成为惟一的道德主义者，他就不会去做好事了^[12]。当然，如果甲能高估乙的道德水准（如 M ＞4），这些资源利用者又能重新克服“囚徒困境”。

　　无论是伦理完全失灵，还是孤立悖论都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都属于伦理失灵。事实上，许多从事掠夺式利用资源的人并非完全没有“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伦理意识，他们在进行掠夺式利用资源活动时，也会受到内心不安的折磨，也怕社会舆论的谴责，只是这种道德的水准不高，经不住巨大的道德“机会利润”或社会道德风气诱惑，而选择违背良心的行为。比如，在我国一些落后地区，人们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意识淡薄，一旦公路修通，当地木材价格大幅度提高，原有伦理的非经济约束就难以控制人们受到的经济利益诱惑，大规模毁林事件就很可能发生。这些例子说明仅仅靠道德自律难以杜绝违反道德行为。

4.3 伦理法律化

　　在人们道德水准不高的情况下，为了克服伦理失灵问题，人们就会有伦理法律化的要求。只要法律履行的成本不是很高（如每人要多交费用为 1），人们就会选择伦理法律化，即选择“非持续”者要给予重罚，如违反“资源可持续利用”道德的期望罚金为 5，那么，他们纯经济支付矩阵就为矩阵 7。

矩阵 7 法律化后的纯经济博弈
Table 7 Pure economical under legalization

　　这个博弈纳什均衡为“甲、乙两人都选择‘可持续’策略”，且总体经济效益也优于不设置法律时的博弈选择，相反，如果法律化成本过高，人们就不会选择“资源可持续利用”法律化了。

　　只要社会伦理意识的一致性程度足够高，社会就能在公共选择中将有关道德规范确定为法律制度。在法律制度约束下，实现伦理目标所要求道德水准可以大大降低。在上述例子中，只要甲、乙两人都有“资源可持续利用”伦理意识（即 M1，M2＞0），在经济可行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共同选择这种伦理意识的法律化。例如，人们普遍认同的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理念就在 1992 年，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形式，使其准法律化，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相关立法的指南。相反，大多数人没有这种伦理意识，相应法律也就难以产生。即使道德水准不高（如 M1，M2＜1），在“资源可持续利用”伦理原则法律化条件下，他们也会按此伦理目标行事。法律化的目的是要防止低道德水准者冲动产生的思想，对他们的行为加以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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