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进步的”“实质主义的”理论家们的贡献。他们发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小农经济的另一套逻辑，发现了不同于城市社会和市场伦理的村庄社区和道德的另一套逻辑。其中，有蔡亚诺夫（1986[1925]）关于小农家庭农场的洞见，有斯科特（1976）关于社区与经济的道德维度的洞见，还有汤普逊（1966）关于阶级和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及其非物质维度的洞见。这些洞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概念选择。

    事后来看，可能公平的说，诸如蒂利这些人对我们中国学的领域的影响（始于密西根大学的整整一代研究生）首先就体现在他同时既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用实质主义的理论。他对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是相当有力的，因为这些批评扎根于两个而不是单一个不同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实质主义的观点在蒂利（1975a，1975b，1979）著作中的这种结合肯定增加了它对我们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我仅仅指出这些观点在知识上的吸引力，而对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避而不谈的话，那么我就是不诚实的。无论在情感层面上还是在知识层面上，我们都对美国在越南明显的滥用武力感到惊恐不安；（十分美国式地）我们认同于抵抗战士，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为一个民族的解放而战。几乎是以此类推，我们开始质疑用于中国研究中的那些似乎不证自明的现代化理论的前提假定。我们开始相信，中国革命也是一个受害者反抗国内外压迫的斗争。我们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的学术理论家所吸引，部分是由于知识的原因，部分就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

    在此，我再说一遍，我的两本关于小农的著作（Huang，1985，1990）在某种程度上努力避免了意识形态对学术的过分影响，可能首先应当归功于我所受的经验训练：仔细阅读满铁材料就绝不会像官方化了的毛主义那样，将中国的村庄描写为一幅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图景。[2]当然，我的书也受到了纯粹出于意识形态驱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学术研究”
                  这些负面例子的影响。最后一点当然不是不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两本书受益于我的写作时间，它们主要完成于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那时候的政治气氛比起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要平静的多。

    但是对我而言，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依然有很大的教训。我们当年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世界（即使在“后共产主义”的今天也依然如此）。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仅渗透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官方宣传中，而且渗透在它们的新闻媒体中，更为有力的是渗透在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所使用的的语言本身中。毫无疑问，毛主义时代的中国与当代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在中国，学术的理论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区分，因此一个肯定会渗透到另一个之中。学术的理论不可能、也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自主的领域。理论公认是由统治思想左右的。在美国，学术理论享受相当大的、不受官方统治思想影响的自由和自主性。我们处在极其多元化的知识环境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理论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有时恰恰是由于意识形态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主要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在美国，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

                  　　我很快就知道，无论我的著作是多么的经验，但是在提出理论问题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大家只要浏览一下我关于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Huang，1990）的著作所激起的种种争论和研讨，尤其是那些与马若孟在《亚洲研究期刊》上的争论（Huang，1991a）以及其他人在《中华民国》杂志举办的研讨会上的讨论（Huang，1992），就会明白这一点。一个人怎么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如此多的有效解释？一个人怎么胆敢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人怎么能在集体农业中发现价值？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我的著作有幸在两次会议和一系列探讨会上得到讨论，但是也受到了同样的批评，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范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3]在台湾，我的著作在出版了“繁体字版”之后，也重演了早些年出现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批评，尽管这些批评来的迟了一点[4]。

                  　　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运用理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意涵。理论使我们思考一些更大的、更为一般的问题。但是这样做也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进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领域。我们也不能避免由此激起的批评。这正是我们运用理论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避免掉入受意识形态驱使来进行学术研究的陷阱。在此，使我自己免入陷阱的最好保护可能又一次是我所使用的满铁调查材料以及我自己对经验材料的偏重。材料中所显示的丰富现实和我对经验学术这一理想的笃信，使我无法接受用意识形态的观察和推断来取代调查所发现的东西。举例来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我在材料中没有看到“经营农场”的生产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尽管它使用了雇佣劳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Huang，1985：尤其第8章）。但是，无论我的研究是多么地遵从经验，一涉及到理论问题依然不可避免地导致意识形态的论辩。

                  三、西方中心主义

                  　　当然，近代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欧和英美世界所支配的。无论是正统的概念还是反正统的概念都来源于这个世界。现代化理论源于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理想化地抽象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而作为这种理论的主要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来自西方。二十世纪出现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依赖的理论指导，并不是来源于本土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而是来源于异己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