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堂课讨论《蒋筑英》，为了让学生们深入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事先复印了《光明日报》介绍蒋筑英、罗健夫的文章、王兴东的剧本和他的编剧札记，让他们人手一份。我心想，就这些材料也够你们看的，看得你们头昏脑胀，省得上课提那些八不靠的问题。

　　这一着还真灵，我坐在讲台上足足五分钟没人提问，托马斯鼓着两只眼睛翻报纸，苏飞娅与魏安妮小声嘀咕什么，费米在支着电脑猛敲，罗伯特到英国开会去了，没来。

　　魏安妮打破了沉默: “我们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蒋筑英死了之后，他的领导和同事为什么要骗他的妻子和儿女，把他们骗到三千公里之外的成都？”

　　 我说：“我建议你用瞒，而不要用骗。他们瞒着蒋太太，是怕她受不了丈夫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这是善意的，是出于人道的考虑。

　　费米马上停下来，托马斯也不读报了，他们四个人互相看了看，仿佛早有交流。

　　费米：“我们认为瞒着真实情况才是不人道的。”

　　魏安妮: “难道蒋太太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医院，突然在太平间里见到死了的丈夫就受得了吗？如果是我，我会更受不了。我会恨那些骗我来的人。（她坚持用骗）我会认为他们是很残忍，他们是在拿我的感情开玩笑！”

　　你瞧瞧，中国人的好心，到了欧洲就成了驴肝肺。

　　我给她解释：“假如我突然出车祸死在了贵国，贵大学派你去中国通知我父母，而你知道，我父母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们又年迈体衰，心脏不好，你会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一见到他们就说：嘿，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们不要伤心——启之死了，是被汽车撞死的，尸体运不回来，欢迎你们到瑞典去看看他的遗容，机票等费用由保险公司出，不花你们一个大子儿。”

　　魏安妮不说话了。

　　苏飞娅一甩她那黄缎子般的头发：“我们还要说，亲爱的，请-节-爱-随-便。”

　　我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节哀顺变，又在“哀”和“顺”下面狠狠地打了一个惊叹号。然后转向魏安妮，留下苏飞娅一个人红着脸，看着黑板。

　　“魏安妮，你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生硬，这样公事公办，但是，我老妈听了你的话马上昏了过去，我老爸抓住你的脖领子，说你造谣惑众。等你解释清楚了，把我老妈have gone。你这不是害死了一条人命吗？

　　费米插话：“如果不告诉他们，而是把他们骗到了瑞典，他们突然见到你的遗体，两人全伤心死了，那不是害死了两条人命吗？”

　　嘿，这位口香糖先生倒会安排——让我们两代人都在这儿安息了。

　　魏安妮缓过劲来：“即使知道你的父母的身体情况，我也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但是我会准备好急救药品，叫上救护车。我会先跟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敬业的教师，我们很爱你，把你给我们批改的作业给他们看，然后，我会把你和我们的合影给他们看，说你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然后，我会把报纸上的关于瑞典交通事故的记录拿给他们，告诉他们每年在瑞典有多少人死在车轮下。最后，我会把你死亡的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心脏出了毛病，我就给他们服药，然后把他们扶上救护车。等他们平静下来，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愿意不愿意来瑞典——要知道，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不能假定他们一定要来瑞典。”

　　她顿了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给别人？为什么不事先征求蒋太太的意见就把她带到几千里之外去，为什么不问问蒋先生的儿女，是否愿意去成都，就把他们骗上飞机？这种事我在中国遇到的太多了，他们都是好心，为你好，可实际上，我觉得是为他们自己好。”

　　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人权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们血液里，落实到了我车祸身亡的假设中。

　　一直沉默不语的托马斯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炭素笔，写了一串英文：report the good news but not the bad.（报喜不报忧。）

　　他抖动着红胡子：“你们说的全是鸡毛蒜皮，这，（他敲着黑板）才是要害，才是关键。报喜不报忧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总是喜欢说好话，听好事，制造好人好事，把相反的瞒起来。一直到瞒不住了，才承认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藏起来，让后代去猜。所以中国人总是在猜测和等待中过日子。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在哪儿摆着，蒋太太从长春到成都猜了一路——蒋先生怎么啦？直到她在太平间看到了死人，领导和同事实在瞒不住了，才不得不承认蒋先生死了。死于肿瘤造成的大出血，生理原因只是蒋先生英年早逝的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仍旧瞒着。到现在，蒋先生死了十六年了，这二分之一仍旧藏着掖着！”

　　我看着这位红胡子，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子的屁股到底坐在哪条板凳上，怎么一会左，一会右？一会明白，一会糊涂？无论如何，得采取行动，这讲台得由中国人占领，岂能让一个西方的“后红卫兵”在这里大放厥词！

　　“红胡子，不，托马斯，喜欢说好话，听好事，是人性，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不想搞特殊。藏着掖着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二次大战期间，瑞典为了自己的安全，借道给德国，这件事不也是藏到五十年后才公开吗？藏着掖着自有其道理，藏是为了安定团结，掖着是为了社会稳定。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在你们瑞典不也是一样吗？”

　　“启之先生，我是德国人，不是瑞典人。我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事实！”

　　“托马斯，你是汉学家，汉学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看来，你还得好好在这方面补补课。”

　　托马斯不屑地耸了耸肩。

　　费米来劲了：“中国特色，我喜欢这个词。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以前我不懂中国电影，看了王兴东的剧本和编剧札记之后，我懂了。王兴东就是一个中国特色。我要去采访他，你知道怎么找到他吗？”

　　“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你可以到那里去找他。”

　　费米：“王是否会允许我把他的编剧札记译成英文？”

　　“这个我不敢肯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不爱出头露面的人。”

　　费米兴奋起来：“我喜欢这种人，我会想办法让他授权给我。我还要告诉他，他是我最佩服的编剧，一个世界一流的幻想家，他有超人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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