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与曹操，本不搭界，但在20世纪50年代，二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却一度突成不大小的"热点问题"。现在回观这幕二者荣辱殊途的悲喜剧，仍使人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
　　
　　俗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毛泽东曾将"解剖麻雀"作为由"特殊"了解"一般"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加以推荐。但在五十年代却曾真地兴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使麻雀痛遭"浩劫"。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在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薛攀皋先生在《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一文中，详述了这段荒诞不堪的历史，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育、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而上海市决定12月13日是全市统一打麻雀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仅这一天，上海就消灭麻雀194432只！（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1997年9月30日《文汇报》）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不及。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
　　
　　1959年2月初，郭沫若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此剧此文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而且"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3、4页）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蔡文姬为自己一直沉溺在个人悲欢中向曹操深深忏悔说："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钉。"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蔡文姬》，第16、17、33、4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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