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因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 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3页。）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 周恩来1920年底到达欧洲，他从欧洲发回的通讯中写到：“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紊乱，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注：《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从而使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变化的分野也日趋明显。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在这批判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大钊在战后著文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他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他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陈独秀此刻也从选择法兰西的政治革命，转而批判这一政治革命，他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社会从原来的“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新青年》创刊号，1916年。）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觉悟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还不能对中国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体的阐明，也还分辨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但他们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与否定都越来越明确。李大钊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毛泽东也说：“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 2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反思：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思考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也为后来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怀疑一味学习西方，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则使他们产生新的觉醒，转而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零星介绍只涉及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影响的范围也极其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当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而涉及，不但无意传播它，而且往往对它持批评态度。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俄国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俄国，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李大钊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认真思索俄国革命的真谛，其思想认识也日益深刻和正确。从1918年7月到1919年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将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102页、第103页。）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他把十月革命照亮中国人民前进道路加以形象化。他说：“这个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显，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1页。）不久，他又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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