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８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９·１８事变的历史背景，它为什么会发生，可以使我们以历史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能和二十一条以前的蜜月时期相比，但也还算平稳。日本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而中日间的经济关系迅猛发展。到９·１８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一）　９·１８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１９２１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１９２１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１９３０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４０％。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９·１８事变的主谋。

　　在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于１９２７年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但日本和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因此日本人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

　　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１９２７年３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激进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倒台。

　　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试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停止北伐。为了阻止革命军北伐，１９２７年日本以保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伐军进军，后来只好主动撤军。同样英国炮舰也曾炮击南京威胁北伐军，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此背景下，田中义一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

　　可是田中的计划却被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认为，只要暗杀了张作霖，就会使东北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一举占领东北。１９２８年张作霖的军队被北伐军击败，６月３日张作霖从北京逃回东北时，河本大佐等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但东北军的将领却采用了密不发丧的策略，粉碎了河本大佐的计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接替张作霖的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使田中在东北树立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不由地长叹道：“孺子不知父母心啊。”

　　田中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佐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作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

　　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佐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为的泛滥。这也播下了狂热日本军国主义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战争的萌芽。

　　接替田中的滨口首相属于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１９２９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的高潮，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早在１９２９年就爆发了。

　　１９３０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但这个象征性的让步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１９３１年５月，中国和朝鲜的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人的反华情绪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进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１９３１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开始策划９·１８事变。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向沈阳的张学良军发动猛攻。张学良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主动撤离沈阳。

　　９·１８事变发生后，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的驻朝鲜军团增援。但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如果林铣一郎听从政府和军部的命令，９·１８事变就会夭折。但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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