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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ICP备05008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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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3:43
市委领导交代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不动摇，二是村民自治必须搞。在新形势下怎么个坚持党的领导？你们第一线的党员干部有疑惑，上面也在琢磨。在Z市，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搞村民选举，还是搞村民自治，你们村支书都是村里的“一哥”。[9]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刚才介绍的情况，就有无政府主义的苗头。大涌镇有个村，搞了村民选举后，支书和副支书三个月都不上班了，村里失去了领导核心。我还看过一个汇报材料，一些村支书讲村民选举没有什么用，搞不好就是‘共产党走向垮台的第一步’。话虽重了点，表明村民选举的冲击力不小，但不能因噎废食，村民选举不能不搞。在座的支书们对村民选举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我的感觉是抱怨多了一点。报纸上登了那么多村民选举的好处，难处你们就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是不是压力大了，失落感强了，就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大家要坚信一点，共产党的天塌不了！[10]
作为全镇党政班子一把手的镇委书记30来岁，他的讲话单刀直入：
村经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是村主任，这个权力你们不要争了。村委会总不能没有一点实权。党支部要抓大事，不要过多地抓具体事情。村支书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支部自身建设上面，要赶紧把优秀人才吸纳进来。党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是你们如何发挥核心作用。既然上级现在强调抓村民自治，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党支部领导村民自治，照我的理解，就是要领导和支持村民依法选举，保证村委会落实党的政策，遵守国家法律。不管党支部的人有没有选入村委会，都要积极参与村委会的工作，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更要争取主动。最后，你们所关心的待遇问题，镇里已经定下来了，村支书的待遇保持不变，原则上高村主任一个档次，还是一把手嘛。[11]
镇委领导要求村支书交出经济大权，又以“待遇不变”来弥补村支书的挫折感，同时要求村支书抓好支部自身建设，因为他强烈意识到村党支部年轻化的重要性。这位镇书记说到，全镇800多名党员，60岁以上就有400多人，党员队伍老化严重，再不年轻化就没有朝气了。[12]市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村优秀人才（社会精英）要求入党的减少，削弱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动摇党对农村的领导。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腐败在从根本上损害党的形象，导致村民不投党员的票。
那么，村支书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呢？“农民讲村支书戴的是‘红帽’，村主任戴的是‘黄帽’。”广东省民政厅的一位官员继续说：“是村支书大，还是村主任大，农民的说法是‘红帽子大，黄帽子小’。许多农民说戴‘红帽子’的有权搞腐败，而且腐败得越严重，就越是高唱共产党领导。”这位官员还披露，Z市有个村的农民到民政厅集体上访，说他们村党支部卖土地卖了1个亿，而村民只见到90万元，其余不知哪里去了。[13]上访农民留下了一句硬话：“为什么上级总爱把‘红帽子’戴在这些‘吸血鬼’的头上？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呀，就这样给毁了。”毫无疑问，农民不可能容忍也不可能认同这样的村支书，如果让村民自由公开地选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剥削者”赶下台。
确实，村民选举就像一把开启困惑之门的钥匙。过去垄断权力的村支书们在抱怨，在困惑：既然村里有了党支部这个领导核心，还要由村民选一个村长干什么？村主任们也有苦恼：如果一定要服从村支书的领导，那又何必兴师动众耗费精力搞选举？不如上级一纸任命就行了。地方官员们也有一系列的担忧：民选的村委会会不会象任命的村干部那样不折不扣地落实乡镇下达的任务？如果村民更加信任或者认同选举的村长，那么党支部的核心地位又如何维持？实行村民选择后的乡村，类似的困惑、苦恼和担忧实在不胜枚举。[14]
无论从那种意义来解释民主，治者的权力均需被治者的同意或认可，投票选举就是表达这种政治认可的一种制度化渠道。如果说村民选举是村委会治权经由村民认可的合法渠道，那么党支部的权力还缺乏这样的制度机制，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后党支部权力面临挑战、陷入困惑的根源。 根于权力认同的困惑终将会以各种政治斗争表现出来，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这种政治斗争不再是阶级斗争或群众运动，而是权与法的交错与较量。
二、纷争：权与法的较量
选举过后的火炬镇，镇书记的办公室就没有平静过，两拨人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一拨人由村支书领着，另一拨人以新当选的村主任为头，他们为村务移交、财务管理、村干待遇及职务分工等实质问题争执不下，都要求上级领导给予明确答复。镇领导说“手掌手背都是肉”，偏袒那方都不妥，只好当着村主任的面大讲尊重党支部领导的重要；在村支书面前又大讲实行村委会制度的必要。这种和稀泥的暧昧态度，无法解决村支两委的纷争。 在大岭村，村支书和村主任似乎都能找到理由为自身权力辩护。村支书说得很坚决：“上上下下都是党在领导，你村委会也不能例外。《村委会组织法》也规定党支部是核心领导。”村主任争辩到：
领导归领导，我不反对支部领导。你就是按照《村委会组织法》来领导我们，村集体的法定代表还得是村委会，是法定代表当然就要管帐、管钱、管人。再说，村里的事情办不好，村民不会去追究你党支部的责任，而是村委会。哦，大权你抓着，责任我当着，天底下那有这等好事。[15]
村支两委争权的制度根源在于，即使是新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也没有界定清楚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16]问题的关键是，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核心领导与自下而上地推行村民自治，在缺乏协调这种“双轨运动”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村支两委的权力难免陷入矛盾与冲突。[17]毫无疑问，党支部的权力主要受“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的支持，善于利用这一原则的村支书往往乐于操纵甚至包办村委会的职权。然而，如果当选村主任恰恰是那些不甘仰人鼻息的“评弹高手”，他们也会机巧地利用《村委会组织法》进行权力斗争。[18]一位被访村主任说得十分传神：“以共产党的法还治共产党的权”。[19]
张家村的经济在Z市处于中等水平，村经济合作社（简称“经联社”）是村里的主要经济实体。经联社由原来的生产大队改组而来，现有资产5000多万元，纯收入500万元。全村共9000多村民，其中50%是经联社社员（只有社员才有各自从经联社获得福利分配）。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以经联社为主干成立了村经济发展公司，由管区书记兼任董事长，管区主任任总经理或“社长”，村公司的经济决策主要由书记拍板。新当选的村主任30来岁，自费修完了经济学大专课程，回村后被村支书聘为助理。1998年底，他被村民提为村主任候选人，然后高票当选，村民看中了他的文凭和企业管理能力。选举之后，他与村支书良好的个人关系面临着考验。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精神，村主任是村集体的法定代表，要对村集体经济承担行政责任。这就与原来的权力格局产生了矛盾：如果让村支书继续保留村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又要村主任承担经济责任，其不合理性正像大岭村主任所争辩的那样，“天底下那有这等好事”。而如果改由新当选的村主任担任法人代表，那就等于公开向村支书夺权。几经权衡，村主任冒着得罪老领导的风险，决定以村民代表会议（以下简称“村代会”）的名义，向党支部和镇政府提出了正式报告。结果，村支书骂村主任过? 硬鹎牛思使叵得缮狭艘跤啊?nbsp;张家村的斗争不是个别现象。前面提到的大岭村，村主任与村支书关系紧张的根源也是为了争夺经济大权。可以说，在其他推行民主选举的农村，也面临着同样的矛盾。Z市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许多镇发文规定，撤消管理区后，原由管理区主任担任经联社主任的职权由党支部书记代理，即村的经济权由村支书掌握，结果过半数的村主任到镇里要求当经联社主任，要掌管经济权。由于下面的意见太大，这些镇已经收回发文，改由村主任担任经联社主任。”[20]镇里改变主意归根到底是迫于村民的民主压力。例如Z市的凤台村，村委会一选举出来就明确要求接管经济权，村支书立即汇报请示上级。镇委研究决定仍由村支书主管经济。这个决定一传达到村后，村委会马上召集村代会，通知村支书到会交出经济权。镇里只好收回成命，因为镇领导担心，要是贸然否决村代会的决议，村民就有可能集体上访告状，而这是地方领导最不愿意看到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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