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于广东农村管理区的党政权力格局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参见笔者：“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党政关系--广东农村权力结构的变革”，In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Fifty: ‘The Revolution so Changed’,”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LEWI)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Lund University, Lund, Sweden, October 18-20, 1999.

[6]“斧头镰刀”指党支部的公章，象征着党的权力。

[7]这位村支书所形容的“评弹高手”属于李连江所描述的“刁民”(clever and tenacious peolpe)类型。See Li Lianjiang: Peasant Resistance and the Chinese State(Ph.D. dissertation), Ohio University, 1996; Also see Li Lianjiang and Kevin O’Brien, “Village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odern China, vol. XXII,no.1, January 1996,pp.30-47.关于中国农民抗争的历史分析，see Lucien Bianco, “Weapons of the Weak: a Critical View”,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22, March 1999, pp.4-16; and “Peasant Revolt from Pre-1949 Days to the Present,”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24, July 1999, pp.56-63. 

[8]在管理区体制下，经济支配权一般控制在管理区第一把手——管理区书记手中，由于帐目不公开，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猜忌和不满。一些竞选村主任的村民说：“我竞选的目的就是一个，公开和清查所有经济帐目，查完就拉倒。”实际上，清帐与移交帐务成了广东农村改制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广东民政厅官员交谈，1999。

[9]在广东方言中，“一哥”指“老大”，这里指作为“第一把手”的村支书。 [10]资料来源：发言者转述的会议笔记和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

[11]资料来源同上。

[12]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直接影响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维持，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的关联。不难发现，当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日益削弱的情况下，人们的入党动机与物质效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人发展机会的渠道增多时，人们的入党积极性会减弱；而当发展机会相对缺乏的时候，入党的诱惑力正如一位青少年的直白：“入党意味升官，升官意味着有权，有权意味着有钱。在我们村里，党员都是富人。所以我们都想入党。现在我要先入团，再在学校入党，毕业回村入党支部。有了权力，干什么事情就好办了。”See Stanley Ros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Society: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Party Membership and the Party Image,”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July 1990, pp.51-92。例如，笔者调查的湖南钟水村（570人，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700元），全村28名党员，50岁以上的20人，中青年人对入党兴趣不大。原因是村里60%的青壮农民都南下广东打工，而外出打工（个人发展机会的 增多）降低了村民的入党积极性（获得“党票”），也就是说入党积极性与农民收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不成正相关。村秘书（党员，51岁）说：“现在就是钞票有用，党票还有什么用。就拿我家来说，我女儿（19）在东莞打工一个月（400多元工资），等于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村支书感叹到：“村里40岁以下无党员，青黄不接，过不了多久，都要成‘白发支部’了。”资料来源：1996年1月湖南嘉禾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谭深、李盾、冯小双、周大鸣、金一红与邓微。

[13]广东民政厅官员访谈，1999年5月。这一上访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笔者目前还不知道。

[14]有关中国学者对实施村民自治争论的综合性分析，可参阅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no.37, January 1997, pp.63-86.

[15]广东调查，1999年。

[16]柯丹青认为，地方党支部（包括乡镇与村）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对村民自治是一个威胁。See 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17]有关这种矛盾斗争及妥协(如两票制）的生动描述与分析，see Li Lianjiang, “The Two-Ballot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Subject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o A Popular Vote”,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2, July 1999,pp.103-118.

[18]担心“评弹高手”、“刁民”当选村主任或村委员，是一些乡镇领导消极对待或者积极操纵村民选举的动机之一。仝志辉关于陕西省靖边县199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调查分析，生动说明了这种担忧及其对村民选举的负面影响。仝志辉：“陕西省靖边县黄家峁、硬地梁村‘乡政-村治’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陕西省靖边县毛团村村委会选举实证分析”，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9-89，页21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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