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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ICP备05008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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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05-11-19 13:53:43
天湖村的村支两委共七人，这七人都是先由村民选入村委会，然后依“村主任-村书记”、“副主任-副书记”、“村委-支委”的格局组建村党总支部。村支两委的办公大楼收拾得整洁有条（并不是因为有外国人来参观缘故，因为是临时决定来这个村的）。一楼的办公室有：村书记与村主任室（兼作接待室，其实村支两委的人都座在这里）；财会室；治安调解室；二楼是文化学习室，摆着《南方日报》、《南方农村报》、《支部生活》等报刊杂志以及几柜子图书。三楼是一个可容纳100人左右开会的会议室。在村书记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村规划蓝图，标记着哪些地方要修路、哪个地方要建校、哪些地方要植树、哪些地方要修渠，规划图中还标记了一块地，说是村里的“经济开发区”。看完村规划图，不由得对“小陈书记”刮目相看。下面是我们与村支书的一问一答： 问：“你们村有多少户村民、多少党员？”
答：“全村1300多户，4336人，由22个自然村组成20个村民小组。党员122名，成立了5个党支部，组成村党总支部。”
问：“我看到你们村支两委大多姓陈，天湖是一个单姓村，还是杂姓村，姓氏结构如何？对投票选举有没有影响？”
答：“杂姓村。我们村姓陈的占90%，剩下是都是一些小姓，有姓梨的，姓恽的，还有姓黄的。本来我们的村姓就是陈，是一个开山祖宗传下的人。后来搞社（人民公社）、修水库搬迁，村里的外姓人就多了起来。（一个黄姓村委插话说‘天湖是姓陈的天下’，陈书记沉默）。你说有没有影响？老实说绝对有影响，我们村一直都是姓陈的当头，姓陈的人占大多数嘛！但是，我们不搞宗族势力，也不允许。我们姓陈的从来就不以大欺小，没有这个必要。政府安排的移民，我们还划给他们土地，帮他们盖房子。”
问：“你们村经济收入情况如何，农民负担如何？”
答：“去年村集体纯收入接近8万，在新会都算穷村。但村民人均纯收入2900元，这是实打实的收入。我们没有必要虚报，因为我们村还是扶贫对象。我们的村农民负担不过2%，因为镇富村穷，镇里不必向我们讨钱。”[51]
问：“既然你们还是一个穷村，村规划蓝图又怎么能实现？你有什么打算？”
答：“脱贫致富是我们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思路很重要，预先没有发展思路，机会找上门来你也懵嚓嚓。去年海外亲戚捐来一笔款子，村里老人们为光宗耀宗，决定重修祠堂，我坚决反对。我跟他们说，村里有钱就应该建一所好的小学，祠堂建得再好，一年就用那么几回，小学天天要用，等村里的孩子都有出息了，再修一个漂亮的祠堂也不迟。海外的亲戚也觉得建校更重要，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现正在请人画图纸。村里办经济开发也不是没可能，我搞这个规划时找了镇里，镇领导说，镇里今后要要向我们这边开发。珠海特区与我们新会就一江之隔，现在桥都建好了，新珠公路还穿过我们村。珠江三角洲的人天天讲‘路通财通’，也该轮到我们讲‘路通财通’的时候了。” 遗憾的是我们在天湖村没有机会与村民交谈，更没有机会观察村代会（共有86名村民代表）的运作情况。但从陈书记所做的几件事情（如坚持办学，反对重修祠堂，不虚报浮夸等）来看，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当家人”。他的权力与其说来自上级授权（提名为村党总支书记），不如说来自村民选举。因为要是没当选为村主任，那么镇委也就不会提名他做村书记。他的双重身份，使村庄回避了党-村之间的权力矛盾。但这双重身份会不会导致陈书记内心的角色冲突？可惜? 收呙挥谢嵊氤率榧巧钐浮?/P>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S镇的洋美村，听一听村支书的精彩发言。这个村共有700户2000多人，分布在9个村民小组，容姓占80%，其他姓氏有聂、余、陈等，村支书直率地说，历来都是容姓人家当书记。本村经营着5个村集体企业，总产值2000多万，村财政收入300百来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500元，来源主要是养鱼、种稻、水果和集体分配。56岁的村支书兼村主任，在位9年，现任新会市人大代表。在他任上，村民生活年年改善，几年都不用缴交纳钱粮款项，全有村里支付，因此他建立了父亲般的权威。1999年5月的村民选举中，村民以一张白纸上提村主任候选人，共提出80个村主任候选人，得票最多的有280张，最少的1张。村书记以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听一听他平白如水、内涵深刻的发言，就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52]
在你们进村的时候，肯定看到了我们村的牌坊，上面就是‘洋美’两个字。在人民公社时期，上书‘三江公社洋美大队’八个字。撤社建乡时，这个牌坊被打掉，有的社员都流下了眼泪。后来为美化村容，上面又要求我们建村牌坊。牌坊立起来了，上面写上“洋美管理区”吗？我说不行，今后还会改写。果真，管理区又撤了，好在我们不用改牌坊。我们就是‘洋美’二字，什么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是他们给我们挂上的招牌。 村民选举当然是好事，可以选出大家服气的领导。古话讲天无二日，一个村也只能容许一个长，不管是叫支书还是叫主任。这就象一个脑袋一个人，要是长出两个脑袋来，那就是个怪物了。选民选我当村长，是对我的信任；支部要我当书记，是党的需要，反正村里就一个头，成不了怪物。要是村民选另一个人当村主任，我绝对让贤。鸟无头不飞，头多了就乱飞。要是村干部没核心，搞分裂，村里人就会跟着闹派性，窝里斗，那我们“洋美”就真会衰着。[53]
你们两位大学教授，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有句话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村支书会变，村主任可改，只有我们洋美的牌坊永不变。
显然，洋美村支书辩护的是“一村一长”的机制，而不管这个“长”是支书还是主任。上述发言还提出了政治认同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位村支书究竟认同什么？是“党支部”还是“村委会”？从他把“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界定为“上级挂的招牌”这一说法来看，表明他似乎并不认同这些政治标签。也许，他认同的是那个“永不变”的村牌坊，正是这种“爱村主义”情结使村长树立了长老权威，而村民的选票不过是这种权威的量化罢了。
四、讨论与结论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在一篇回顾中国政治50年的论文中谈到：“下一步，中国共产党最急迫的任务是获得一种新的合法性。”[54]而村民选举后的农民，不管是戴“红帽”的村支书、戴“黄帽”的村主任，还是平头百姓，他们的困惑、抱怨、纷争都表达了相同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村民选举不仅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而且也为执政党提供了寻找“新的合法性”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最大的政治效应。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沙边村老支书对“忘恩负义”村民的埋怨，还是张边村村支书对“过河拆桥”村主任的责骂；无论是大岭村村支书对村主任夺权的愤怒，还是洋美村村支书那种“爱村主义”式的牌坊认同，实际上都是对其权力合法性问题流露的焦虑。虽然村民选举的导入不是这种焦虑的根源，但村民选举提供了激活这种焦虑的机会。然而，只有让这些焦虑充分流露出来，才能积极地去建立那种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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