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万丰村是一个年财政收入3000多万元的富村，规范村干部的经济权自然十分重要。在本村，村支书、村主任、村支两委成员的职权范围，各类组织的权力和义务以及运作方式等游戏规则，都先由村支两委联席会议协定方案，后交村代会讨论表决。在游戏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村里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一旦成为规章制度，就只得严格遵守。例如，村代会授予村支书与村主任同等的财务开支及审批权，规定单次审批的最高金额均为4万，个人单次开支的最高金额不得超过1千。遇越权审批事项，必须交村财务总监审核，经审核签字方能报帐。为保持财务监督的独立与公正，常设的财务总监由村代会选出，并不得在村支两委担任任何职务，财务总监的权力直接来自村代会授权。他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可以提请村委会召集村代会，也可直接提请村民代表依法召开村代会，审议村委会的财务工作。万丰村集体的“钱袋子”与“权把子”是分开，即村长所讲的“两不见”（管权的不见钱，管钱的不见权）。本村在1992年设立的村财政所，就是一个“见钱”而“不见权”的办事机构。“钱袋子”与“权把子”两分开的制度，既有利于制约村支两委的掌权者，也有利于平衡两者的权力关系。在中国，尽管万丰村的经济发展不具典型性（太富裕），但其制度 创新应该说不乏普遍意义，即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权力可以接受经村民认可的同一种游戏规则制约，从而平衡村支两委的权力关系。[44]

毫无疑问，村支书“一哥当家”是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主要形态。例如新会市，80%以上的村庄权力结构是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45]南海市60%多的村主任是村支书，20%的村主任兼副支书。[46]就整个广东省来看，56%的村主任兼任村支书。[47]在实践中，这种“一肩挑”以及村支两委交叉兼职的格局有助于加强党支部的权力。支持这种权力配置的观点还认为，这种格局有助于减少村干部职数、减轻农民负担，避免村支两委的权力与利益争斗。[48]由此看来，那些支持村支两委交叉兼职的理由似乎不支持“党政分开”的政改主张。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形容村支书核心地位的术语很多。例如，官方文献喜欢用“班长”、“带头人”等；农民则直呼他们是“第一话事人”（说话算数的人）、“当家的”等。而那些专横跋扈的村支书则落上了“土皇帝”、“黄世仁”等恶称。这些褒贬兼有的术语，本身就反映了“一哥当家”格局的复杂特征。

当然，“一哥论”者可以找到许多支持其观点的论据。他们说，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不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班长”，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们就安居乐业了么。他们的中心论点就是，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农村社会，关键是要有一个好支部，特别是要有一个好支书。而“一哥论者”在长篇大论这个观点的时候，似乎根本不知道或者完全忘记了还有村民选举这回事情。 非“一哥论”者当然也是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在他们所罗列的论据当中，有的村支书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地主恶霸”。典型的如大邱庄的禹作敏，这么好的一个村书记，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竟然蜕变成罪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写了一本《大国寡民》，揭露一个从“大跃进”就开始靠浮夸、欺骗、宗法等手段而步步官升市委副书记的陕西烽火村村支书。[49]而非典型的个案似乎可以随手擒来。这么一些劣迹斑斑的村支书能够获得上级的青睐并青云平步，实在是对执政党理念的莫大伤害。

上述正反观点似乎都比较偏激。显然，如果中国农村都能摊上个“吴仁宝”、“王洪彬”或“史来贺”这样的好人，[50]那么中央也就没有必要三番五次重申减轻农村负担了。反过来，如果当家的村支书都是些“黄世仁”，那农民早就被逼上梁山了。其实，大多数村支书都是平常人，既不一定是“能人高手”、“道德楷模”，也不必然是“黄世仁”、“土皇帝”。还是让我们冷静地观察与思考一些平平常常的“一哥”角色吧。

1999年9月，笔者与白思鼎调查了新会三个村子，三个村的村支书与村主任都由一个人担任，当然属于“一哥当家”类型。这种类型的权力结构究竟具有什么特点？这些既是村民选出来的人，又是上级放得了心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在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看一看S镇的三益村。这个村共有1699户、5723人，分成28个村民小组。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5816万，村财政政收入52万元，村民人均收入3900元，人均上缴15元（象征性上缴），本村经济发展在本镇处中等水平。这个村共有83个党员，设9个党小组。在1999年上半年的村民选举中，先由村民直接公开地提出村委会候选人，然后“海选”出村主任和6名村委。本村的权力配置是，村主任兼任村支书，其他5名村委兼任支委，组成交叉兼职的混合班子，“班长”就是“一肩挑”的村支书，53岁。

笔者要村支书比较一下选举前后的不同感受。支书说：“我感觉区别不太，我们原管理区的7个干部，有一个到年龄退休，其余6个都选上了，只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村支两委的分工基本上照旧，所以区别不大。”陪同调查的镇干部怕我们产生“新瓶子装老酒”的印象，马上接过话：“我们镇学习梨树县的海选经验，党支部不得提名，放开让村民公开提名，被提名的全都张榜公布。结果管理区的干部大部分被选上了。镇里有个统计，全镇14个管理区的书记有9个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其余5个没有选上。选上的就继续当书记，没选上的就提名村主任当书记。通过这次村民选举，镇里认识到，镇里放得下心的，大部分还是村民信得过的干部；而村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镇里更要放得了心。” 回到镇里，白思鼎向镇委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假如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村书记和村主任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回答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尊重村民的选择。如果村主任申请入党，我们会考察他是否具备一个党员的资格。如果这样的村主任被接受为党员，那还要看下一届村民选举会不会继续选他。如果村民连续选他，表明他有群众威信，镇委当然可以推荐他为村支书人选，让支部大会投票决定。但你假设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还没出现。”

第二个村是L镇的天湖村，接待我们的村支书姓陈，26岁。他自我介绍：“18岁参军，在部队入党，93年复员时当了个副班长。94年镇里要我当管理区出纳，97年提拔为管区副主任兼总支委员。今年5月被村民选为村主任，7月份镇里提名我当村书记，经全村党员投票，就正式上任了。”一位村委员插话说：“别看我们陈书记年轻，在村里很有威信，党内党外的得票率都很高。”我不清楚这是在拍马屁还是真的表示佩服。陈书记接着说：“当好一个村干部，最关键的是农民信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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