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如果说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由
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缘故，这两大条约集团在军备上的投资几乎占世界的８０％，拥
有的飞机和舰船占世界的６０％一７０％），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
伊朗至朝鲜的广大亚洲地区，还有一些较小规模但仍不容忽视的军备竞赛（更不用
说战争了）。其后果是第三世界军费开支爆炸性的增长（甚至对最穷的政权也是如
此），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武器销售和转让大规模的增加。１９８４年，全世界武器
进口总额达３５０亿美元之巨，超过了世界谷物贸易总额（３３０亿美元）。同样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约达９４００亿美元，刚好超过本星
球上较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总收入。而且，武器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经济和
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每年各
自用于国防的费甩大大超过２５００亿美元，而且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此项费用
增至３０００亿美元以上。在大多数国家，武装力量的开支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对它起制约作用的只有经济的乏力和硬通货的短缺等因
素，而不是靠要削减武器开支的真诚许诺（仅有极少数国家的动机例外，如日本和
卢森堡）。正如国际形势趋向研究所所称，"世界经济的军事化"正在以超过过去
３０年的速度向前推进。

不均衡的增长模式（其特点是全球生产力对比向太平洋流域倾斜）和武器及武
装力量费用螺旋式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当然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但是同时，这两
种趋势显然越来越可能相互影响，而且它们确实已经是这样。两者都受到那个促使
技术和工业变化的原动力的推动（即使个别军备竞赛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
机）。两者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前者通过促使财富和生产力以较快或较慢
的速度增长，并使一些社会的繁荣超过另一些社会来发挥其影响；后者的影响是通
过消耗国家的资源来实现的，衡量这种消耗不仅要看资本投资和原材料，而且（也
许甚至更重要的）要看与商业性和出口型经济增长相比，从事国防生产的科学家、
工程师和研制人员所占的比重如何。尽管有人宣称国防开支能产生某种商品经济的
副产品，但看来越来越难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过多的武器开支将会损害经济增
长。当今军事投资过多的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在重复当年腓力二世的西班
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所经历的困难。庞大的军事权力机构犹如一
个巨大的纪念碑，对敏感的观众可谓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
上（这里指生产力较高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再进一步讲，这两种趋势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一个国家
出现低速增长，可能会压抑公众士气，引起不满，加剧关于国家支出重点的讨论；
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还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
为如此。就大规模的军备开支而言，它可以使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工业受益；但它也
能导致社会另一些集团所享有的资源向别处转移，而且它还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无
力应付别国的商业挑战。除非敌人马上兵临城下，否则高额国防开支在本世纪几乎
总是挑起"大炮与黄油"的争论。它引起了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之间建立合理关
系的辩论，虽然这类辩论是在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具有更重
要的意义。

因此，今天逼近的紧张局面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这种紧张局面表现在一
国既要生存于二个无秩序的军事政治世界，又要生存于一个任其自由发展的经济世
界。同时还表现在一国一方面要谋求战略安全，其特征是投资发展最新式的武器系
统和将大部分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寻求经济安全，其特征是增进
国家繁荣，这种繁荣有赖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又来源于新的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创
造），还有赖于生产的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所有这些都会因过度的军备开支
而受到损害。正因为军事权势集团过重的军费会减慢经济增长率并导致一国在世界
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财富的下降，再进一步还会导致权力的下
降，因此，全部问题是一个如何平衡靠庞大的国防力量支撑的短期安全与使生产和
收入得到增长的长期安全的问题。

由于宣扬存在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模式"，上述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出现
的紧张现象也许在２０世纪后期显得尤为尖锐。一方面，存在一些非常成功的"贸
易国（地区）"，它们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香港，但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
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了１９４５年以来世界生产的大发展和商业上相互依存的
不断加深，它们的对外政策强调与其他社会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所以，它们都谋
求使国防开支保持在与维持其国家主权相适应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从而省出资源用
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和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化"经济，如
东南亚的越南；处于长期交战中的伊朗和伊拉克；近东的以色列及对其提防的邻
国；还有苏联本身，它们每年都把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以上（有一些国家更
多）用于国防开支。它们虽确信这一水平的开支对确保军事安全是必要的，但是显
然要承受因资源未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而带来的痛苦。在商业国和好战国这两极之
间，还存在着这个星球的其余大多数国家，它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此安全的
地方，以致可以把军费开支削减到日本那样异常低的水平，但是它们一般也对大规
模的军备开支带来的昂贵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感到忧虑，而且也意识到在短期军事安
全和长期经济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取舍关系。对那些拥有广泛的、难以推卸的海外
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再次与日本形成对照），问题就更复杂了。此外，在许多主
要大国中，政策计划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要权衡螺旋式上升的武器费用
与生产投资的关系，而且还要权衡这种费用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关系（在它们
国家的整个人口年龄不断老化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使得如何安排开支的优先顺
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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