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东汉一代史事的《后汉书》，出自杰出史学家范晔之手，是《二十四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同《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出生于世代书香官宦之家，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又通晓音律，擅长书法。曾任刘裕之子彭城王义康的参军，累迁至吏部尚书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因事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遂寄情于著述，着手撰写《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被人告发参预谋立刘义康为帝，被处死，时年48岁。
范晔的《后汉书》识见高明，叙事周密，文笔优美，议论纵放，颇多创新，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
博采众书，成一家之言，是《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当范晔撰《后汉书》时，当时社会上已有多种关于东汉历史的撰述。其中纪传体主要有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等；编年体主要有晋张的《后汉纪》、袁宏的《后汉纪》等。这些书为范晔的著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宋书》和《南史》的《范晔传》都强调他“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范书博采众书，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说他独辟蹊径，创自得之见，成一家之言。我们既要肯定范晔的整理之功，更要肯定其创新才能。范晔《后汉书》是现在研究东汉一代历史的唯一正史，其史学价值不言自明。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前于此书的诸家后汉史多已亡佚，而且在于它记载翔实公允，后来居上，因而取而代之。梁刘昭为范书作注，肯定“范晔《后汉》，良跨众氏”，唐刘知几则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通·补注》）。又说：“观其所取，颇有奇功”（《史通·书事》）。可见，范书以其优质独领风骚，一经流行，前此诸家后汉书便逐渐销声匿迹。
范氏删众家之书而成一家之言，主要指他对政治的关切。可以说，关注政治，识见高明，是《后汉书》的又一特点。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范晔可谓典型代表。在作史的指导思想上，他超越马、班关于“天人之际”的追索，而直率地提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最早明确地提出编撰历史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范晔把前辈史家“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明确归结为“正一代之得失”的撰史宗旨。这是史学指导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范晔的识见贯穿在整个《后汉书》中。比如，范晔首创《列女传》，表彰“才行尤高秀”的妇女，为著名的女史学家班昭、才华出众的女诗人蔡琰等立传，重视和尊重妇女的社会地位，足见其杰出的胆识。范晔不仅是位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贵德义，抑势力，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是一位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注重对范晔儒学思想的探讨。
编次周密，多有创新，这是《后汉书》在编纂体例方面的优点。范晔用纪传体撰《后汉书》，原计划写10纪、10志、80列传，共100卷。由于范晔被杀，10志没有完成。南朝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遂将司马彪《续汉书》八志析为30卷补入范书。范书虽然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体例，但并不完全囿于旧有的模式，而是针对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点创设了一些新篇目。如专立《皇后纪》，增设“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立传以类相从，叙事繁简得宜，显示了范晔史书编撰的功力，《后汉书》的类传，以类相从，并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使得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类历史人物得到集中的反映。列传目录有名者达五百余人，其数目远远超过《史》、《汉》。但范晔编次缜密，剪裁得体，文笔精练，使纪传体达到更为完备和成熟的阶段。王应麟高度赞叹范晔编撰之功，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
范晔为了实现其正一代得失的作史目的，除了在编撰上针对时代特点增设篇目，于叙事中明善恶外，其主要办法是“因事就卷内发论”，因此，重视历史评论，是范书最鲜明的特点。重视历史评论，是自司马迁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范书的论赞继承了史家为表述个人见解的传统形式，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范晔曾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这大体符合实情。他的论赞，有一个共同之点，即视野恢宏，吐吞古今，意深旨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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