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译电影脚本《甘地》(Gandhi)，我便托人去谋这个差事，这是在看了获得一九八三年奥斯卡七项金像奖的《甘地传》译制片之后不久。这部片子由约翰·布列莱编剧、阿滕巴勒导演、金斯莱主演，为久苦式微的英国影业放了－蓬异彩(或许也为彼邦有识之士心中稍减一点久积的罪恶意识)，可赏性很高。当然，对于同隶东方而熟悉那段印度历史的人，总觉故事和角色都还未脱尽浮浅粗糙的隔靴感，在真纳身上便很突出；唯有甘地，得力于演员的造诣，则从头到脚自始至终光鲜夺目。这就够了，要看的就是这一个人啊，一个真心诚意为了民众而寻求真理而身体力行而死而后已的人；毛主席所谓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庶几近之。这是我一向的想法。此书之译，我甚至觉得有点当仁不让。
　　 盖我与甘翁神交久矣。我于一九四二年秋到四八年冬蛰居加尔各答，每日读报不止，默察次大陆的风云变幻，眼中总离不开甘地的言行举止：他出狱了，他入狱了；他复食了，他绝食了；他引退了，他出山了；他的微笑，他的沉思；他的一块怀表，他的几位女伴；他瘦削的长腿和宽阔多毛而丰实红润的胸脯——这是一九四七年冬在新德里会见他时近距观察的最大收获：原来此老竟不似同情他的人想象的那么可怜！这块胸脯简直要改变了我的世界观。那时，潜心敬业的记者无不是“甘地迷”，电影里美国《生活》杂志的怀特女士就是一个。我还想到一个中国人，南京中央社的驻印记者李先生。他写过一篇谒见甘地的短讯(亦如甘地，不在多言)，结尾是这样的：“我听完了他的话，赶紧爬起来，到门口穿上鞋，一口气跑到电报局去发这份电报。”这段上好的文字把甘地对世人的吸引和世人对甘地的期待都说活了。新闻报道而能令我数十年后脱口复述不遗的，生平只此一宗。妙哉此文！大哉甘地！
　　 但讲老实话，当时(何止当时，一直延续到好久好久以后)，我深敬其人，却不免病其非暴力，欠革命。然而，曾几何时，阅事稍多，便日渐认识到：甘地选择的正是一条立足人类、放眼世界、肆勇肩负民族责任、明察社会实情、任重道远、动心忍性的极端艰辛而又不易获世人谅解的道路，有自苦必死之纯志，而无哗众取宠之俗心；他最终也跟其他印度教徒一样，只在河边火化了事(唯生者不忍，全用檀香木)，只留下一方九平米的黑石平台，供人凭吊。现在难以查考甘地在万感交集的晚年曾对独立后的共和国作何展望：是比眼前威武雄壮？抑或风景不殊而困窘更甚于往昔？印度当日倘若采取了异于甘地派的道路又将如何，实非后人所能知。故国生尘，百事俱哀，其间的沉疴要千百年才能改观也是有的，固不应以一时兴废断案。甘地施诸同胞的教育毕竟失败了，以生命为代价，身后至今也还不能说有了补偿，颇令后人悲哀。但他的人格是成功了，他的和平相处、以理服众、以诚格人的人道思想似乎同当代非战、进步、平等、民主的思潮渐渐吻合了。我以为，《甘地》和另一部文学故事片《印度之旅》之在八十年代相偕风靡于伦敦、洛杉矶、北京，绝非偶然。
　　 却说我承译《甘地》一书一则出于自荐，一则也因萧陈二君的怂恿。他们左右原多可用之人，要我，大概觉得我知道一些印度名物之故。诚然，上了岁数的人，对于往迹，无论悲欢，终是拂之不去，而经过逝波的淘洗，更常有一种沙明水净的视境，可致妙用，为青年所难至，直可说是炉烬中的难得的一点有特异功能的余热了；我自是欣然不迭。当然，在我不仅如此。原来我在银幕上的那座比拉园居中见到甘地，及今将近半个世纪了，思之迷茫。我居印前后十二年(后六年在驻印使馆工作)，沉浮与共，哀乐到心，彼邦于我不薄，那些年的生活即便是槛外人也不尽愉快，却总有一种同路亲近之感。现在是天竺遥遥，甘地远矣，尼赫鲁远矣，柯棣华远矣，“辛地——基尼——拜拜”的欢呼声远矣，只剩得一轮轮最消磨心力的谈判还在进行。政事无论矣，看来，我想为那里的人多做一点事的愿望也很不易了。此时心绪正如我在一首近词中所写：“我亦蹉跎久。三十年来，冰川望断，炎南故友。官道咸阳音尘歇，白马长安立瘦。记不起，从前胜游……。”①于是，我只有藉消闷遣日的译术，做一件信手可及的小事来纪念甘地明岁一月三十日的四十周年忌辰，略抒对印度的牵记。以翁之仁恕平易，亦将莞而颔之乎？
　　 与我合译此书有同窗老友昆明汪、李二兄，在京则有外交学院研究生庄、王、孙三君。戋戋小册，六人为之，直似围歼一蚊，有何可述？可述者：诸友念我不掩拳拳私心，答应由我单独挑头署名为译者，略如一束花环多人采结，只由熟识的人献上去。我心诚慰，只盼玉成我事的诸友亦能因之分享一些印度阿须兰中的肃穆况味。谨识。
　　 　
　　 北京，一九八七年夏
　　 　
　　 〔附记〕本文若不附以《甘地》脚本作者约翰·布列莱的《前言》，我是不安心的，因为我的思绪多缘此文引发，何况它又是一篇上好的英国昧儿的散文呢。细想起来，真颇有“天涯何处无芳草”之乐。只是我怕附录的文字往往要排小一号字，委屈了它。但谦微的往往更耐看，胜于大物。
　　 〔作者前言〕远在插手《甘地》一片之前，我就知道拍这样一部电影正是理查德·阿滕巴勒爵士心中的最高枝。
　　 却说若干年前，迪基(理查德的便称——译者)原来要导演我的一个本子，但迪基因拍片的艺术安排不如他的意，便断然决定不合则去。恰在此时，我与他一同下榻罗马尼亚一家小旅馆，客中寂寥，只由他娓娓谈甘地故事，简直是一片痴情，令我肃然。不过，瞧他一心扑在这个主题上，意态飞扬，大有非弄出一部“寓理想主义于浪漫手法”的杰作不可的样子，倒令我自幸没有卷进这件事里去。
　　 当时我于甘地其人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觉得此公的理想我固然敬佩，但衡之以艰辛世道，终究是过于不现实了。我敢肯定，无论在我从小长大的底特律市，或是我随后定居的英国村镇，都不会有谁情愿掏钱来看这种电影，专门描写一个腰里只缠一块布头的老人家坐在地毯上念念有词只顾发一些和平啊消极抵抗啊这类的议论。
　　 年复一年这样过去了，忽焉一日，迪基和我都离家万里呆在加利福尼亚一座摄影棚里，他找到我要我为他这部朝思暮想的历史片写脚本，还说：这一次真的有把握弄到钱办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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