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为大家所关心，但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实在笼统不得。比如就文化内容来说，可以有民间文化、士大夫文化、皇家文化间的暌合；就地域来说，南北可以有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颉顽，东西也可以有秦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消长。就时代而言，差别就更大了，同是铜器，商周鼎鼐的威重与宣德铜炉的精雅判若泾谓，同是模仿神话中的仙山，先秦时体量巨大的筑土高台与苏州拙政园中高仅足尺的土丘云泥相殊。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说：凭了对明清紫禁城的印象去体会王维吟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时的自豪恐怕会谬之千里，因为与唐代宫室的宏大规模比较起来，紫禁城实在猥琐得可怜。人们精神气质的变化当然包含着更多的东西，比如北宋距盛唐本不太久远，然而宋人中即使豪岩如苏轼，对李白的气概也已敬而远之了，所以他说过不少“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池上二首》之二)一类的话。再如汉代儒者辕固生挺身举刀，立毙猛兽于刃下在当时怕是常有的事，所以《史记·游侠列传》开头就说学士多称游侠于世；但提起明清时的儒生，人们就总会想到《儒林外史》和《孔乙己》，想到蒲松龄描绘他们如乞丐如苍蝇般的苟且。中国的历史太久远了，它盛世的格局是副什么样子，后人多只远远望一下，然后凭着自己身边的环境去想象，说批判也好，说继承也好，其对象大半仅是传统文化在明清以后的余绪。所以，如果对秦汉、初盛唐的面目多一点了解，也许我们评价和认识传统文化会全面得多。
　　 　
　　

一

　　 　
　　 说到秦汉时的宇宙观与后世的区别，《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段话读来真令人感叹：“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荀羡登楼上距汉武帝时已有四百余年，不过晋人与秦汉之君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似乎比这岁月更悬远得多，你看：他只站在楼上望一眼就自有“凌云意”了，绝不象嬴政、刘彻那样，五次三番定要跑到大海上“寨裳濡足”不可。连后来最尚雄阔的盛唐之人也不以这种执迷为然：“秦王空构石，仙岛远难依。”(李峤《桥》，《全唐诗》卷五十九)架桥渡海，这怕只有秦皇汉武的时候才真的试验过(《水经注，濡水》引《三齐略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而后世的人们是想也不会想的。秦汉时种种伟业规模之大足以令今人瞠目，比如上林苑中人工挖掘的昆明池污废已近二千年，但其遗址面积至今仍有十多平方公里(见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13页)，是颐和园全部水面面积的五倍以上。那时类似的壮举真是太多了：引渭水贯都以象征天汉，广苑囿达数百里以模写天地，表南山而为阙，络樊川而为池，太液池、昆明池势吞江海，云阁、渐台等建筑高出云表，等等等等，人们对于自己力量的展现到了狂热的程度。的确，所有这些似乎只有用宗教的迷狂才能解释，因为它们都明明与求仙有着不解之缘，也因为只有在天国的召唤下人们才可能迸发出这样的伟力，汉武帝更说过：“嗟乎！吾诚得如皇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史记·封禅书》)然而这一切又不是昔日的宗教迷狂所能解释的，我们只要读一下司马相如那篇曾使汉武帝大悦而“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的《大人赋》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曾经是那样至高无上的西王母是何等鄙夷：“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汉书·司马相如传》)为什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呢？颜师古《注》释之曰：“昔之谈者咸以西王母为仙灵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娱游之盛，顾视王母，鄙而之， 不足羡慕也。”与极“娱游之盛”的“大人之仙”相比，然白首的西王母非但说不上尊贵，简直已是个“老厌物”了。那么这位“大人之仙”究竟是谁呢？原来他就是汉武帝自己：
　　 　
　　 相如以为列仙儒居山泽间，形容甚，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犬人赋》，其辞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轻举而远游。……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播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屯余车而万乘兮，云盖而树华旗。……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汤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官兮，载玉女面与之归。……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廓面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而亡闻。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赋在写法上当然模仿了《离骚》。不过，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虽然同是遍游宇宙，但“大人”的情境与屈原已有天壤之别了。相形之下，屈原真是可怜：四海之内，天地之间，他到处求着别人的理解，恨不得掏出心来换上一两眼青睐；然而谁也不来睬他，谁都可以让他碰一鼻子灰。然而“大人”却何等威风：他虽有万里中州为宅，但还是觉得迫隘屈抑，所以带了自家的骑乘执事去席卷天庭，那里的所有神帝却惟恐拥彗躬迎不及。然而穷天极地游历了一番，才知道天国算个什么东西，别的且不说，那里竟连一个半个配得上给自己做朋友的人也休想找到！这就是汉武帝对待彼岸世界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这与宗教无关，因为如果缺了天国做陪衬，“大“人”的伟力与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区别？然而我们又不能说这就是宗教，因为天国的主宰分明是住在地上，五帝众神只怕给他做奴婢还不够格。原来这时的宗教就是四个字：自做主宰。只是因为现世的东西和时空太渺小，根本不足以显示人们的力量，于是才想起了宗教。所以现世的自信越强大，宗教的喜剧也就越热闹，场面也就越大，直恨不得要把宇宙踩在脚下做舞台；而我们所关心的宫苑园囿、辞赋绘画等汉代艺术就都是这舞台和天幕的一部分。
　　 不要以为这是汉武帝个人的狂妄，也不要以为“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司马相如《上林赋》)只是上林苑主人独有的权力，事实上，所有这些不过是汉代全社会生活和观念的缩影和极致。譬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主人要在他的三重棺椁上逐层画上天地间的各种灵异之物；同时出土的那张著名的“引魂升天”帛画中天国与尘世间的场景气息多么一致；西汉末董贤死后，家人“以(朱)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汉书·佞幸传》)；洛阳市王城公园中发掘出的普通汉墓与山一样高大的茂陵比较起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它那狭小的墓室顶部仍以覆斗的形制象征着深远的天空，用十二块顶砖象征着黄道十二宫，并用彩绘画上了天象图；“升天成仙”，这在汉代以后不久的晋人郭璞那里，已是那样遥渺难及了：“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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