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甫《虢国夫人》)盛唐园林、诗歌可以有极淡泊的意趣：“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欹湖》)；也可以有极浓艳的色调：“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王维《田园乐七首》之六)初盛唐宗教艺术可以有如敦煌壁画、龙门石窟之类极阔大的场景和极热烈的气氛；但同时又有极沉静的心态和极含蓄的情感，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神情和王维许多充满禅味的诗句就都是例子。这些不又与秦汉之君求仙的执迷和《大人赋》中按捺不住的矜骄大相异趣吗？等等等等。
　　 可见，雄豪壮阔、气势磅礴、神意淋漓、情韵飞动既不是盛唐风格的全貌，也不为盛唐文化所独有。那么，什么是盛唐文化更本质的特征呢？应该说是全面的成熟。“诗至杜甫，无体不备，无体不善”；其实又何只是诗呢，对于盛唐文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境界是陌生的，也没有什么境界力不可及。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不论它们在前人那里如何参商相悖，如何不安，但在盛唐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都可以与整个时代的风格相映生辉，这不正是一种全面成熟的文化独有的博大吗？所以秦汉人的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开拓的热望，而盛唐人的力量则更多地表现为掌上观文的自信；秦汉人的恢宏更多地表现为席卷宇内的气概，而盛唐人的恢宏则更多地表现为经纬天地的心怀。
　　 总之，秦汉、初盛唐风格之相通是明显的，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本有过何等旺盛的生命力，那个时代的人们怕是做梦也想不出自已子孙怀着“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日惴惴如在薄冰上”(鲁迅先生语)的窘相。同时，秦汉、初盛唐风格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如何一步步由勃兴走到了自己辉煌的顶点；由此，我们在景仰惊叹之余才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传统文化艺术在盛唐已经实现了那样广泛、全面的成熟，然而它还要在传统模式中一步不停地走上一千余年，那么它究竟在哪里找到了这发展的余地呢？究竟是靠了什么方法才保住了自己这颗早已成熟了的果实具有那样久远的存在价值呢？通过这些努力，它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呢？对此，拙文《传统结构艺术的完善与危机》将试图做出解答。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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