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令三舍。临川哀乎迈，抚心独悲吒。”(《游仙诗十九首》之四)而在汉画像石中，这一题材不但随处可见，而且都被表现得那样轻松，似乎是一件援手可即，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西门门楣上的“升仙图”(见《文物》一九八四年三期39页)那类描绘着屋内是酣宴的人们，屋顶上即是朱雀等神鸟的汉画像石更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在汉人眼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是多么相近，而笼盖宇宙又是一件多么普通的事情！
　　 晋人皇甫谧曾评论汉代宫殿苑猎赋曰：“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至如相如《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皆近代辞赋之伟也。”(《三都赋序》)这话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对汉代所有艺术风格乃至汉人时空观的概括。司马相如《上林赋》称上林苑中山水最观的特点是“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植物景观的特点是“视之无端，究之亡穷”；建筑景观的特点还是“离宫别馆，弥山跨谷。”总之，充盈之美是汉代艺术最突出的风格。司马相如的描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夸饰，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千千万万汉画像石无不表现出与之完全相同的气质。这里令人为之动容的不仅仅因为那些铺天盖地的庞大场景，不仅仅因为艺术家对画面空间最大限度的充填，而且更因为这些画面中竟包容着如此惊人丰富的内容：从日月星辰、鬼神灵异、衣食住行、耕桑织铸、舞乐游戏、驰逸田渔，……一直到给牛去势；四海中具备的，想象中所及的，无一不能在这里见到。从后羿、嫦娥、伏羲、女娲、老聃、孔丘、聂政、荆轲，……一直到鸿门之宴，古往今来的，天际人间的，无不一气浑融，尽历目前。在这里没有什么范围之限，更不存在什么雅俗之防，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几乎就是艺术中的一切内容，艺术中的充盈之美也完全就是生活中的丰沛之趣。在这些画面面前，我们只会感到惊心动魄，目不暇接，而绝不可能用我们的知识和想象去为它补充一点什么(而这种补充和想象对晋宋以后的山水诗、宋元以后的园林、文人画是多么重要！)正如不管我们怎样谙熟了秦汉典籍，但在亲眼看到秦陵兵马阵之前，谁敢想象它的气势竟如此磅礴呢。相比之下，我们对那时的社会，对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宇宙只知道何等可怜的一点儿。“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淮南子·原道》高诱注)，多少年来，人们已习惯于凭着这哲学味的抽象语言去描述汉人的宇宙观，以为它与两宋明清士人心中的宇宙本无多大区别，然而假如我们对汉代的园林、绘画、墓室……这些当时的主体宇宙模式略知一二的话，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北宋艺术史家董、面对唐人《阿房宫图》有过这样的叹息：“夫秦以再世事此宫，极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嚣庶，宜后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图虽极工力，终不能备写其制。”(《广川画跋》卷四)以唐人之博大，虽极其力而不能备写其制，奚论其后！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新置盆池种莲花、菖蒲，养小鱼数十头之什》云：“瓦盆贮斗斛，何必问尺寻，……户庭虽云窄，江海趣已深”，清人更是对做一盆景而“神游其中，如登蓬岛”(沈复《浮生六记》卷二)津津乐道，这不但与秦汉风概有了天壤之别，就是与登楼望海而气志凌云的荀羡不也已很难同日而语了吗？
　　 　
　　

二

　　 　
　　 初盛唐是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又一个昌盛的时期，二者在国力之强、气魄之大、生活情调之热烈乃至对待外来文化的襟怀上都有许多可通之处。初盛唐人自己也常要拿秦汉的雄丽作榜样，比如王勃在《山亭兴序》中说：“汉家二百所之都郭，宫殿平看；秦树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见。班孟坚骋两京雄笔，以为天地之奥区，张平子奋一代宏才，以为帝王之神丽。”不过，这对前贤们的景仰之中，更多的是对现世力量的自信，所以象王勃这样的一介士人在小小的山亭之中居然也计划着“直上天池九万里，……傍吞少华五千仞，裁二仪为舆盖，倚八荒为户牖。”正因为这精神气质与秦汉的相似，后人也就愿将汉唐连称，以为中国封建文化鼎盛时期的标志。鲁迅先生在著名的《看镜有感》中更说：他藏的一面镜子“规模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因为继汉人闳放之后，只有“唐人也还不算弱”。
　　 与汉、唐的相通比较起来，人们对于它们相异之处谈得不多，然而了解这些也许更有助于把握这两个伟大时代各自的特点。让我们从汉、唐首都长安城的布局谈起。
　　 汉、唐长安城同当时的宫苑一样，都以其庞大的规模表现出封建社会盛期的雄阔气魄，但它们的区别又是极明显的。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呈不规则形，城中主要皇家建筑群之一 未央宫位于城西南角，而另一宫苑长乐宫却位于城东南角上，在城市设计上并没能表现出宫城对整个长安城的统摄。唐长安城的设计则完全不同，它方整谨严，轴线明确，宫城、皇城位于全城最北的中部，主导和统摄的地位表现得极为突出，外城、宫城、皇城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它表现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也清晰规整。总之，封建伦理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已经能够用建筑的形式予以自觉和充分的反映。汉长安城追求的还主要是庞大的规模，而唐长安城追求的则是庞大规模与众多细部精缜布局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反映出的中国封建文化从政治一直到对艺术空间的把握等各个领域中的全面成熟，决定了唐代文化不同于汉代的一系列特点。
　　 汉、唐之间的差别也许在艺术中表现得最充分而形象。例如汉代宫苑只有用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格局，汉代的文学和绘画也只有用笼盖宇宙、摹写万类的宫殿苑猎赋和画像石才能表现出其精神特征。汉人不屑去求索狭小空间内独有的趣味，哪怕是方寸之地的肖形印，他们也要让它与那些铺天盖地的汉画像石一样去容纳乘龙升天、神虎逐鬼、斗虎戏熊、舞乐杂技之类的内容。一枚百戏汉印可称典型，它面积仅一平方厘米有余，但内容却极丰富：左上角一人弹瑟，右下角一人吹管，右上角之人在歌舞，左下角之人又在抛丸。它们不仅将整个画面充填无余，而且其意态之飞动简直就要裂石而出(见《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四年一期图版)。一切艺术空间，从这小小的肖形印直到亘延数百里的宫苑，对汉人来说都太迫隘了，所以他们才把“追怪物，出宇宙”看得那么要紧。然而对于初盛唐人来说，塑造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等体量巨大的作品固然举重若轻，而在小丘曲池间的咫尺之地探幽索赜也同样意趣无穷。在李华那著名的《含元殿赋》中，这座唐代文化的纪念碑是何等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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