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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自信---谈汉唐的闳放风格及其同异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05-11-28 14:05:32   

    
   邻斗极之光耀,迩天汉之波澜,……建升龙之大,邈不至于阶端。峥嵘孱颜,下视南山,照烛无间,七曜回环。……捧帝座于三辰,衔天街之九达……。(《全唐文》卷三百十四)
    
   然而同在他的笔下,士人园林中的拳石勺水又显得那样清旷裕如:
    
   庭除有砥砺之材,础踬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锸之坳、圩之凹,陂而象之江湖。……一夫蹑轮而三江逼户,十指攒石而群山倚蹊。……其间有书堂琴轩,置酒娱宾,卑痹而敞,若云天寻文,而豁如江汉。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全唐文》卷三百十六)
    
   大明宫含元殿与小山池在空间尺度上天差地别,而唐人却能让其各擅胜场,独标风致,这与汉代艺术不是判然不同吗?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比如对盛唐著名诗人岑参的作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怕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一类高浑激越的诗句,其实他的诗中还有许多“心澹水木会,兴幽鱼鸟通”(《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鸣钟竹阴晚,汲水桐花初。雨气润衣钵,香烟泛庭除”(《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的淡逸境界。杜甫既高吟过“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秋兴八首》之五),也低咏过“小院回廊深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李白既可以在长篇歌行中挟风驰电,凌轹万古,也可以在短小的绝句中生情见景,韵流百代;既有着“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豪迈,也有着“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的隽婉。他们都不象汉人那样,离了笼盖宇宙这件事,那浑身的力量就没处安置。盛唐时代的敦煌壁画中既有如第一七二、二一七窟观无量寿经变、一四八窟药师经变等雄阔恢宏的建筑场景,也有如第一七二、三二○窟观无量寿经变边缘壁画带上那种狭长委曲,婉转轻灵的绘画、建筑空间艺术;即使是前者,也都自如地表现出深远的建筑空间层次和丰富的天际线,并不象汉画像砖那样,把所有内容都布列在一个阔大的平面上,而很少考虑它们的透视关系。汉代工艺品中的线条飞动流走,如云谲波诡(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器上的线描),带有楚文化那种浓重的奇诞、夸张意味;而初盛唐工艺品中的线条(如银器、碑碣上的线刻花卉等,其典型作品有章怀、懿德太子墓石柱、石椁上的图案等,则都舒展饱满,圆润端丽,既不草率,也不滞涩;既生动有力,又不夸诞恣肆;既繁盛热烈,又不堆砌铺陈。从鲁迅先生激赏的汉唐铜镜中,也未尝不可以见出两个时代的不同风格,比如汉镜中的许多作品构图繁密,一枚汉镜的画面内容往往从几何纹样、吉语铭文到天地鬼神无所不有。又常以浅浮雕做地,其上再用高浮雕塑出主题纹饰,以最大限度地充填艺术空间。这显然是承袭了商周铜器和战国铜镜的装饰方法,因而更接近于雕塑式的团块美。汉镜的风格在唐镜的某些品种,如“海兽葡萄”式中并未绝迹,因此从宋人开始就一直把这类唐镜误认作汉镜(参见孙样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146、147页)。但总地说来唐镜趋尚的却是一种与汉镜迥然有别的富丽而又明朗的风格。唐镜图案综合起来极为丰富,但具体到每件作品的题材却都集中明了,绝不追求包罗万象,其图案布局疏密有致,对空白在构图中的重要作用已有纯熟的把握,因而它更接近于绘画、框架建筑的结构美。汉唐作品对艺术空间的处理不是深刻反映着两个时代哲学时空观和美学观的不同吗?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宽些,对当时文化艺术风貌的认识会更全面。比如介绍盛唐书法,人们总会说到张旭“挥毫落笔如云烟”的风格和他“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新唐书·本传》)的故事;但如果以为疾似风雨的草书是其艺术境界的全部,那就错了,因为怀素《自叙帖》中明白说过:“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唐文续拾》卷四)假如我们再读了张旭“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之类诗句,就更可以知道在他的性格和作品中还有如此蕴藉纤的一面。正因如此,承张旭之法的颜真卿(《旧唐书·张旭传》:“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正、草兼美,道、婉双绝本不是偶然。(《新唐书·颜真卿传》: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颜真卿的书法之美既有《颜氏家庙碑》、《勤礼碑》等的端严凝重,也有《祭文稿》、《刘中使帖》等的神采飞动,姿态横生。这种对立风格的统一在盛唐文化中本是凑泊无间,然而到了宋人眼里,却有了高下之别。如米芾对颜之行书仰慕之至,曰:“此帖(指《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发愤,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书史》)而其评颜楷却曰:“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海岳名言》)宋人对颜书的判析当然有其原因,宋高宗赵构《翰墨志》云:“(米)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能入品。”又何苏轼之行书风行天下,而其楷书则不免“墨猪”之讥。所以,苏、米等人对颜楷的微辞实是藏拙之论,它反映出宋人已经没有盛唐人那种融行楷于一炉的气魄和尽遒婉之双美的功力。于是宋书异貌于唐,而以苏黄米蔡之行书牢笼一代之韵致也就不奇怪了。
   提起唐代的陶瓷,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多是那色彩热烈的唐三彩和斑斓璀璨的花釉瓷器。的确,唐三彩器种之多,造型之丰富几乎包括了唐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形象,然而盛唐时代与艳丽的三彩瓷同样风靡全国的却又有刊尽五色、冰清玉洁的白瓷,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唐国史补》卷下说:“内邱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参阅《中国陶瓷史》第五章第三节《唐五代白瓷》)盛、中唐之际的陆羽更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茶经》卷中)可见盛唐人对陶瓷的审美还有与爱好鲜艳俗丽的唐三彩完全不同的一面。
  
   盛唐妇女之美可以是锦衣玉佩,艳饰绮装:“绣罗衣裳照莫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杜甫《丽人行》);但又可以是摈落粉黛,秀出天质:“却嫌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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