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儒家文化这一延续了千年的“道统”就是在西方思潮与贫民文化（即痞子文化）的夹攻下才寿终正寝。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历史赋予了三大任务，一是改换统治者的血统，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此号召天下，并与反清复明的会党组织相结合；二是要改换实行了几千年的“法统”，即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至于清朝皇帝做得比咱们汉族的朱家皇朝好得多这一事实，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几乎不容讨论（这与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与中国人统治之下的大陆不能比较同理）；其二是改换政权的法统，即要变奉行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民主共和制是外来文化，在中国要牢牢扎根，那可不是一场暴力革命就可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建立另一种制度文化。第三则是更换一个民族的“道统”，即彻底抛弃自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引进西方的文化理念——其实最后引进的不是西方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是马克思主义，此是后话，这里不再多谈。而重造文化认同体系的难度恐怕比前两个问题的难度总和还要大得多。在这三大任务的解决中，第一项解决得比较成功，分两大步骤有效地加以解决。先是有效地将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责任归之于满清政府的无能（至于康雍乾盛世的辉煌，以及那一时期中国的国力在国际上的排行，后辈史家倒是不大论及），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这一概念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许多麻烦；第二个问题至今还“在路上”，因为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为法制化民主化努力。只有第三个问题，即作为社会认同基础的儒家伦理被彻底抛弃，带来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都未曾解决。我们学西方，但到底学西方的什么，以及以我们的文化底蕴决定我们能够学习西方的什么，已经不是当时的思想家们能够冷静思索的事情了。应该说，这是当时各种力量进行政治博奕的结果，最后是“贫民政治”的彻底胜利，对这一历史过程，高华先生已用历史良知在其杰出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中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他的那本书已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度，只有懂得利用引导农民、顺应中国农业社会特点的人才能赢得历史，只懂得照念“马克思主义教条”（毛泽东的原话），最后只可能在一场以贫民为主体的革命中面临被抛弃的命运。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不是儒家以中庸之道为特点的中间路线政治，而是崇尚暴力的“贫民政治”，而正是在崇尚暴力这一点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百年历史迂回，至少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日本为什么成功，就在于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作为日本社会认同基础的传统精英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精神资源。这一点，我将在有闲时写访日观感进较全面地写下来。

　　不要轻视与儒家正统文化平行的“贫民文化”的影响，前年《水浒传》电视剧中那首“好汉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种“贫民文化”具有的颠覆性远远大于其建设性，王朔堪称其典型代表。这种“贫民文化”让人彻底抛弃羞耻感与自尊心，并通过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教育深入人心。在这种思想营养滋养下长大的当代文化界，其风气实在前所未有的坏，不少人都以大陆李敖自居，逮谁咬谁，越有名的人越挨咬，管你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而其中不少“批评”文风轻薄，语言佻达，纯粹是骂人的文字游戏而已。通篇看下来，没有别的印象，只能看到批评者努力表现这样一副嘴脸：“我骂了人，所以我存在；我骂的是名人，所以我比名人更伟大。”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表现了一种蛮不讲理的“贫民文化”——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谁要是反对XXX，就砸烂谁的狗头，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那么现在这种痞子气十足的批评风气只能说是“贫民文化”的另一谬种。中国大陆学术界、思想界的状况虽说也有痞子化这一苗头，如堂堂大上海居然出了好几位公然剽窃的“博导”与学科带头人。这些文抄公之所以还能受到思想界与学术界同声谴责，那是因为这两大界还残存着一些社会良知。文坛职业批评家们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在学术界与思想界纵意驰骋，不是因为他们轻易放过了这两块领地，而是因为这两块领地还有专业壁垒，要进入这一行业取得发言权，还得先下点苦功学一下某专业的ABC。这对每天忙于在大报小报上发表各种急就章，争取各种机会表现职业批评家风采的人来说，“机会成本”太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意愿。

　　我们能向自己的文化挥挥手浪漫地说声“Bye bye”吗？恐怕不能，因为根植于社会土壤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不是天际中飘浮的一块轻飘飘的云彩，转瞬就消逝。人到中年，越来越感觉到李泽厚先生“人是文化的沉淀”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以我自己为例，青少年时期历经的家庭惨变，以及异常艰难的成长历程，使我对家乡充满了恐惧与离弃感，成年以后最大的愿望之一竟是远离家乡。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文化归属问题，只知道自己显然不是海派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物——尽管我是在上海接受研究生教育，并在岭南生活了整整十一年，两地均有恩泽于我。就在今年4月中旬应湖南卫视之邀回长沙时，刚从英国回来的毛嘉闻听我要去长沙，欣然欲同往一观。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抽空一起游了已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十七年前我曾在长沙生活了整整五年，这一“千年道场”未曾开放，故此一直无缘得见。而第一次进这书院，漫溢于其中的氤氲之气，竟使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与湖湘文化那种深入骨髓，却无法形诸言辞的血脉相连感。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也曾在烟雨濛濛的春天里，多次到过苏杭无锡等地，游遍了江南名园。但在那些清雅脱俗的园林里，引起我联想的古人诗句竟然都是“闲敲棋子听落花”、“小红唱歌我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那种抒写闲情逸致的诗句，冒辟疆与董小宛、李香君与候朝宗那类故事竟都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我喜欢那些园林的高情雅致，也喜欢数百年来在这些文化名城纵情挥洒江南烟雨的历代文人才子，因为他们给中华文化长卷绘下了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文化史上将留下无穷遗憾。但我并不觉得那些园林，以及那些园林所代表的文化与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只是一个偶然到此的游客而已。我也到过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曾在那长满了青青古藤的石头城下漫步了整整一个下午。但在那里浮上心头的全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还”，“山川寂寞衣冠泪，百年消沉简册尘”这种意境萧索的诗句，让人不由得想起“亡国之都”这个不祥之词。只有到了岳麓书院，在自清中后期开始名重天下的历代乡贤，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蔡锷、陈天华等先贤的画像前遥想他们当年在时务斋里孜孜讲求时政时的耀人风采，默念书院中随处可见的湘人诗句时，我才非常真切地感到自己是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女儿。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见长，从来以天下为已任，最恨腐儒空论误国，思想文字掷地有金石声。我的同乡蔡锷将军，在上一世纪初年的军阀豪强中显然属儒雅文弱一类，但在护国讨袁时表现出来的冲天豪气与智慧，正是湖湘文化的精魄铸就。漫步于书院的廊庑园林之间，从心里油然浮出的诗句竟是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谭嗣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奁深轁付，留寄松阴后辈看”（指日本明治维新志士吉田松阴）。民间曾用一句俗语概括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各地方人士对中国的贡献：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那些地方的人其实也是流了不少血的，但人们用这样的话来概括，说明大家认同一点：湖湘文化的特色就是敢于担当家国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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