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是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我在复旦大学的同窗好友何朝霞女士的多次催促下，断断续续编了大半年才编完的。此期间因出访日本、瑞典、美国，国内各种社会活动也太多，因此一件本来只要半个多月时间就能完成的工作竟然成了“跨世纪工程”。选的文章共有四类，一类是自己的学术论文，如《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等；第二类是学术漫谈与思想随笔，如《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中国当代的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事件的启示》等；第三类则是我为自己就职的《深圳法制报》写的“零度观察”——因为本报的第五版是“零度新闻”，由我所在的专刊部主办。这是一个受到诸多读者喜爱的品牌版，“零度观察”是我们部的值班主任或记者就当天登载的深度报道而写的评论。据好几位同事告诉我，深圳有不少读者将这些“零度观察”剪贴下来集成册子。为了感谢这些读者的厚爱，也因我在评论中所做的分析看来短期内都不会成为明日黄花，故此选了小部分进入本文集。第四类其实只有两篇，其中之一是回忆我的知青生涯，另一篇是我多年前写的回忆“文革”的一篇文章。那次事件在官方任何档案文件中均无记载，但四十岁以上的邵阳市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次血淋淋的屠杀事件。

　　时间就这样流逝。这大半年时间里，国际国内波谲云诡，发生了许多世界历史上均将留下记载的事情。我也因讲学之便到了好些地方，常常在观察别的国家与地区的时候，不自觉地将它们与中国大陆加以对比。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对比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努力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本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是怎样起着再创文明的作用。

　　近几年，我总在思考一个非常不经济学、看似简单实则万分复杂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将会给它的内在伦理生活秩序造成什么后果？其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已写进“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面。也就在这段时期，我读了一本书和两篇文章，一本书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写的《狱中笔记》，该书对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其意识形态文化应如何与本国民间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相结合进行了深遽的思考；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提出者）与杨小凯等人合写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从考察历史出发，提出了经济转轨仅仅只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不少观点对我们目前短视的“经济学思考”提出了质疑。朱学勤4月末给我发过来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一文，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这些文章论述的主题看似漫不相关，实则都指向一个问题：社会伦理秩序如何支撑社会发展。趁我的新论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书结集出版时，干脆将自己关于我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之影响的思索断片写出来。虽然这种思考还未臻成熟，只能算作个人思想的一种阶段性总结。

　　一

　　前两个月，一位喜爱收藏契约文物的朋友送了我一本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五月出版的《安徽政治月刊》第七卷第五期，这本杂志是由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编辑出版。我看了一下内容，发现该期的十篇文章中竟有四篇是谈宪政改革，一篇是谈政府改革。现将这些篇目罗列如下：

　　《实施宪政与完成地方自治建设》，作者黄同仇，安徽省府秘书长

　　《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作者詹逸樵，安徽省民厅主任科员

　　《英国政府的设计工作》，作者汪新民，安徽省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英国政治制度研究》，作者何寰九，安徽政治月刊编辑

　　还有一篇《职位分类制度之改进》，作者程亚柱，国立四川大学《皖湖月刊》编辑。

　　记得当时读这些旧文的感觉是极其惊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怎么竟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似到了没有时空距离感！4月中旬一位留居英国的朋友来访，我将除了《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这篇文章在外的其他几篇文章的复印件给他看，他问我：这是香港还是台湾的哪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待我告诉他这是五十五年前一批政府公务员写的旧文时，他非常讶异，认为中国现在讨论宪政的文章水平并不比那时的文章水平高，而且几乎没有时代距离。我听了颇为黯然，只能对这位朋友说：这不能怨中国学者们不争气，因为这一讨论过程在中国其实是人为中断了的，近二十年有关这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今天的学者们讨论宪政，根本不知道前人已讨论过这些，“现在”与“过去”之间，没有任何思想链条连接。

　　其实，我们如果还往上翻查资料，就可以发现：早在二十世纪初，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其实就已开始，认识水准也是从英国宪政实施过程开始。只是那时的讨论是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语言写的，给人造成的感觉差异很大。其实如果将那些文章翻译成白话文，就会发现我们讨论了一个世纪，认识上还未有更大的突破，总是在原地打“磨儿旋”。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里：人为中止讨论某一问题，并不等于这一问题消失或解决，因为除了产生某一问题的土壤已经改变，否则这一问题还会再以其他形式回到社会的视野中来。历史不是你想割断就能割断，冥冥中文化传承的力量会将几代人的思索导向同一轨迹。水不能堵，只能疏导。堵的“策略”只会使水不沿河道流淌，而是四处漫溢。要知道正确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如果连认识的途径都给堵住，那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任何问题。有关宪政问题的思索就是如此。

　　二

　　三月末，应荷兰驻上海领事馆邀请去了一趟上海，副总领事Marion Pennink女士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对他们在安徽省霍山县作的一个扶贫项目进行跟踪研究，她很有信心地告诉我，这个项目共投资2000万美元，分五年投入，今年已经是第二年。由于他们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贪污腐败现象很严重，故此采取了一种不依靠当地政府的做法，委托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课题研究小组，通过他们将钱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使农民得到切实的利益。他们想请我就这一项目进行研究，为如何在国际援助中防止贪污腐败的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研究。我答应今年秋天有空闲时一定去实地考察——我也想在遍地污秽中发现一朵洁白的雪莲。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这朵一尘不染的雪莲是如何绽放出来的，我一定要利用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存常识，对每笔资金的流向认真进行追索。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形形色色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使得国际援助与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如同流在沙漠中的水一样，没有浇灌出多少绿色来。一个为国际组织公认的数据是：国际援助中的扶贫款大概有40%左右在各种中间环节流失。我没想要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一个流失为零的项目，而是要发现一个比较成功控制腐败滋生蔓延的项目，哪怕只流失15%左右，我也认为是对腐败控制比较到位的一个项目。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