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中日两国在海上爆发了一场“甲午战争”，中国的清廷战败了。第二年，即1895年签署的《马关条约》，逼使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引人深思的是，堂堂中华大国，为什么会败给一个本来被瞧不起的“小日本”？日皇明治在1868年开始推行的维新运动，为何在短短27年内就能富国强兵？而几乎同一个时候的清朝洋务运动却为何以失败告终，之后光绪的“变法”，为什么在百日之内便全面垮台？

　　本报访员经历时光隧道，观察日本在维新运动中的气象，也和日相伊藤博文作了访问，力图为读者揭开这百年之谜。


　　日清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已不再是东洋侏儒了。

　　这是继1868年采访明治维新新闻之后，记者第二度到日本采访时的第一印象。

　　重返首都东京，发现到市容已大为不同，如今显得更洋气十足。西洋建筑在神田和银座一带四处林立，一排排的煤灯甚至电灯伫立在街道两旁，与明治初期简陋木屋鳞次栉比，污渠泥路纵横交错的东京相比，恰成强烈对照。记者还发现，在东京和神户之间，已经有了蒸气火车川行。

　　日本人的文化生活面貌也都变了，不再向中国看齐，而是崇尚西洋文化。据记者观察，日本许多年轻男女已改穿洋服，玩棒球和西洋
乐器。明治政府还特地建造类似洋式俱乐部的鹿鸣馆，让官员通过馆内的舞会学习西洋社交礼仪。据说连明治天皇也搭上“文明开化”列车，在公共场合改穿西装，并剪掉发髻留起西式发型。

　　相隔仅仅27年，日本已经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人刮目相看。犹记得上次采访时，日本还是个尊崇儒教的封建保守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威胁。

　　当时掌权的德川幕府昏庸无能，对内无法解决官员贪污，物价飞腾和社会上贫富悬殊的问题，对外无法抵御自1850年美国“黑船”舰队靠岸以来，欧美列强所施加的种种军事压力，结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一些中下层武士为了避免日本步上满清中国的后尘，便拥立当时年幼的睦仁太子为天皇，并在1868年以动武要胁，迫使德川幕府还政于睦仁。睦仁太子即位后，定年号为“明治”。“明治”取自中国《易经·说卦篇》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新天皇希望日后自己能像圣人那样广纳众议，明察治国。

　　果然新政府成立后，便积极推展国家现代化的事业。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1871年的岩仓遣外使节团了。这个使节团几乎出动了“半个明治政府”，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的各种制度，如此大规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仅是世界创举，而且是在新政府诞生不久，政权基础未稳时进行，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好学心切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当时满清中国所缺乏的。

　　这回重访，记者发觉日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并没有冷却下来。例如，与满清继续推行科举，文人只读四书五经不同的是，日本允许各地开办西式学校传播新知识。在东京神田和日本桥一带，这类新学校比比皆是。在东京专门学校、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的前身）和东京专门学校 （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等，甚至聘有欧美等国学者传授外语和数理等知识。

　　在东京神保町的一家书店，老板田中告诉记者，像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书都很畅销。他说：“它们的共同点是思想性高，有助激发我们对海外事务的兴趣，特别是对西方新思潮的认识。”


　　不过与此同时，记者也觉察到日本有军国主义膨胀的倾向。翻阅时下日本报章，便可读到大量倡导日本应建立势力圈来保卫本身安全的舆论。

　　在横滨港，记者看到一艘艘刚从中国渤海凯旋归来的日本炮舰，徐徐航经东京湾。一名浙江来的中国留学生王明坦言：“战胜中国后，我感觉日本举国上下，迷信黩武扩张的气息更浓了。”他说，自己为亚洲其他国家未来的处境担忧，包括中国。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长叹: 日本能，中国为何失败？

　　日本德川幕府还政以后，明治政府从1870年起就大力进行国家军事现代化计划，而满清中国也在这段期间展开建设新军的洋务运动。中日两国大约在同时推行富国强兵的工作，但日本最终能一跃而成为亚洲唯一强国，中国则始终积弱不振，并继续遭列强欺压。两国变革结果迥异，实在值得令人深思。

　　伊藤博文作为明治维新的主导人物，对于日本维新能一举成功深有体会。这位出生于长州（现山口县）的日本首相，幕末时期曾偷渡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专修西方政治、军事和法律学半年，从中意识到日本开国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回国后，他先是投身到反幕尊王运动，跟着在明治时代致力于推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终在19世纪末见证了日本以武力击败中国，几年后又胜俄国，逐步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枷锁。

　　伊藤博文在与清廷代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他认为，明治维新成功是日本致胜的关键因素。明治政府在1868年开始推行的全盘自强计划，如“文明开化”、“殖民兴业”以及“富国强兵”等，一扫了日本在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颓势。
　　他解释，“文明开化”就是模仿西方，在全国开办小、中、大学和各类专校，让各阶层子民都有机会学习先进的西方知识。在“殖民兴业”，是从欧美聘请大量专才，以促进本身工业发展和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并积极扶植民间企业的成长。至于“富国强兵”，则是依照西方军制组织现代化国家军队，并自力发展新式枪炮和炮舰的生产工业，以达到自立自强的目标。

　　谈到中国，伊藤博文不禁摇头兴叹。他对两国的维新运动作了比较并分析说：“尽管两国都进行改革，但在接受西洋文化的态度上，却有很大不同。例如，明治政府在维新后不久便组团出使欧美，实地考察，满清官员却一直没这么做。”

　　他指出，日本是个岛国，自古以来都进行文化输入，具有模仿他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因此比较不会抗拒外国事物。实际上，早在幕府末年，日本南方诸藩就已经引进西洋近代军事科技，这是明治维新后引进大量西方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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