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二十二号，我邀请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到柏克利加州大学做一次公开演讲，拟定的题目是“社会理论中的历史方法”。弗兰克到达的前几个星期，消息就传开了，所以演讲的那天下午，会议厅里早早挤满了人，听众里不但有拉美研究中心的学者和博士生、还有来自欧洲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及英文系、政治系、经济系、东亚系、历史系、人类学系和其他学科的教授和研究生，可谓盛况空前。演讲开始了，让在场的人全都惊讶的是，弗兰克的开场白用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赞美欧洲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但你们知道当时的欧洲人利用科学测量手段在于什么?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他一五八九年的《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的书里煞有介事地说：‘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依我看，此人测量得再精确也进不了天堂。 这些科学家为什么对测量有那么大的兴趣呢?他们量天堂，量地狱，量来量去，死了以后还是进不了天堂，注定要下地狱的……”弗兰克越说越长，越说越激动，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主讲题目是什么，坐在一夯的讲评人、弗兰克的朋友王国斌教授(R．Bin Wong)，终于忍不住提醒他说，贡德，是不是该进入正题了?弗兰克方才打住，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然后才开始了他的正式演讲。弗兰克随意的开场白明显带有讽刺的意味，这其实也是他的理论倾向的主调，因为这位理论家对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从来都持有怀疑，这种怀疑精神贯彻始终，使他毕生都是一个叛逆者。
　　
　　
　　弗兰克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应该不陌生，他是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在六十年代，他关于拉丁美洲的著名研究就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他这次在柏克利的演讲题目与拉丁美洲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围绕他的新作Re0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对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方法论盲点，尤其是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做了一次尖锐的批评（此书的中译本最近刚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另名《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弗兰克的讲话风格一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经常让论辩对手下不来台，这在西方公开的学术场合是很少见的。我还记得一九九七年在杜克大学听过他的一次演讲，当时听众里有人对弗兰克的议论提出疑问，弗兰克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使那人颇为难堪。弗兰克的尖锐性不仅是个性使然，而且跟他理论上的彻底性有关。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并汇入学术主流，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 (Martin Ber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出版后，获得一九九九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头奖，但也马上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作者在书中推翻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阐说，同时又对亚当·斯密、马克思、桑巴特、涂尔于、韦伯和波拉尼等诸多理论家的欧洲中心论和他们书中提出的有限证据，做了逐一的批评，换句话说，《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一四00——一八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在某些人眼里自然十分可疑，但弗兰克在书中举出了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论说，它们给凡是读过《白银资本》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有些证据对弗兰克某些问题的论证还显得不够充分，或许还有对作者更为有利的证据，书中尚未涉及(比如第一手中文资料的缺乏，就是本书的明显缺点)，但不论怎样，读者都无法绕开书中已有的证据去反驳作者的观点，也无法不正视作者提出来的那些重大问题，更何况现有的证据已足以支持弗兰克的主要论点。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即在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所居的中心地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还有,种族的观念怎样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套(生物)科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逃脱这一检讨。例如，用这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全球的视野在这些领域里是多么缺乏，现有的结论中隐藏了多少关于“西方”和“东方”的成见，当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亚细亚生产方式”，讲传统的愚昧(好像现代就不愚昧)，这里面既没有全球的视野，也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这些成见的形成和传播最初起于十八九世纪西方(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商人、远洋船长的写作，经由康德、黑格尔以降众多思想家的想像加工(因为这些人既没有到过东方，也没有能力使用欧洲文字以外的文献)，继而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各派社会理论的正统，从而获得普适性，变为常识。此类常识经由大众媒体和专家的言说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更新，长期以来渗透了东西方老百姓的自我意识，被人们当做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本书在解释鸦片战争和晚清没落的原因时，就不知不觉地步入成见的陷阱之中。作者将鸦片战争这一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落实在中国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这样一个问题上，以图让“以史为鉴”的老命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获得民族振兴和现代化的新内容。在这一急功近利的国家主义前提的推动下，作者无法将其眼光从中国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推演自己的逻辑。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与大英帝国交战中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为什么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错误，而惟独英国人没有犯错误?

[1] [2] [3]  下一页